北方人民出版社成立始末

　　□侯俊智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南方党的出版工作转入地下，北方各省很难看到南方秘密出版的革命书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保定的党组织决定自己动手刊印一些适宜群众阅读的马列主义读物，以备急需。1931年9月，保定党组织闻悉党员王辛民在保定革命互济会工作期间，通过编审赵云韬认识了协生印书局经理张培植。于是就派王辛民与张培植协商，先试着翻印了两本书，一本是张伯简编译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元素表》，一本是瞿秋白著的《社会科学概论》，这两本书都是上海书店出版的。这两本书印出来后，通过组织系统发行了一部分，收回了一些书款，很快就支付给协生印书局，合作很成功。于是党组织决定继续搞下去，派王辛民专门负责此事，秘密办公地点就选在保定二师院内。王辛民，又名王禹夫，毕业于保定二师，1929年入党。赵云韬和张培植都是当地的进步人士。

　　搞出版，就需要定个出版社的名号。据王辛民回忆：“经过再三地考虑和斟酌，由于一九二一―二二年的人民出版社对读者是很有影响的，而且有些北方的青年们对新生读书社（新生社，河北鏖尔[Our之译音]读书会之前身）是熟悉的，于是，就确定了：出版为人民出版社，发行为新生书社――凡封面或扉页上都印着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生书社发行。”在出版史上，保定党组织创办的这个出版机构被称作“北方人民出版社”。

　　按照王辛民的回忆，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将党以前的出版机构，如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书社、中国青年社、上海书店和华兴书局、启阳书店（春耕书店）、无产阶级书店等优良读物，加以重新校订排印。此外，也编审出版了一些新的书稿”。他还回忆说：“工作进行的方式方法是这样的，由于在白区秘密工作的需要，全部工作，如编审、校对、发行等等，主要由我一人负担，这和一九二一―二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秘密工作的需要，当时故意印着广州昌兴马路地址）是由李达同志一人负担一切的情况大致相似。这个工作关系，是绝对秘密的，我单独和组织联系，请示报告；而工作的进行，又由我独自担负的。”

　　北方人民出版社重印和新编图书有五六十种，共分两类：凡是面对群众、能半公开发行的，统称“人民文化丛书”（又称“大众文化丛书”）等；凡属经典著作，或带指导性的纲领、政策及党的文献与决议案等，则统称“左翼文化丛书”。

　　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一部分通过组织系统发行，一部分交给各校门房和各书摊书店代售，一部分则分寄到北平和北方其他城市的学校。邮寄大多在天黑以后，由王辛民亲自将邮包送到车站附近的邮局投寄。由于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书刊封面上的地址故意印着并非是当地的地址。此外，他们还将出版的新书寄往上海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如华兴书局，而上海方面也将排印的纸型和新出版的书刊寄给保定方面，相互交流，扩大影响，并节省排版费用和缩短出版时间。他们之间的邮件往来常常变换地址和人名。

　　1932年7月，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保定学潮，王辛民被通缉，北方人民出版社停办。王辛民先到北平，1937年奔赴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部任编译员。新中国成立后，王辛民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中共党史，1996年1月在北京去世。他曾将其毕生收藏的一大批党在各个时期出版的珍贵图书捐献给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有些就是他在办北方人民出版社时候的工作用书。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