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深入系统研究莫高窟诸家编号及对照关系

《敦煌莫高窟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8卷）近日出版发行。

奥登堡、石璋如莫高窟平面排序对照图崖面第1层―3（张宝洲整理）。

孙儒1958年绘制的莫高窟南区崖面洞窟布局示意图局部。　　

　　近日，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宝洲撰写的《敦煌莫高窟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8卷），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入选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全书近3000页、200余万字，首次对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及对照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敦煌学研究领域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基础性学术课题。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因为文化宝库――敦煌莫高窟的存在，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受关注的一颗明星。沉淀了人类千年辛勤劳作和尽情发挥艺术思维结晶的莫高窟，又以宏伟而精美的石窟艺术和蜚声海内外的敦煌学著称。总览敦煌学研究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历程，不难发现，百余年来，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两大基础学术课题，一是敦煌文书整理研究，二是敦煌石窟整理研究。其中，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问题的研究颇为冗繁复杂，是学界公认的基础性课题，更是敦煌研究的初始话题。

　　对莫高窟洞窟编号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学术研究资料可靠性

　　洞窟编号是了解、研究和欣赏石窟最基本的切入点，是钥匙，也是抓手。洞窟因为有了编号，就有了各自的归属，纲举目张，一目了然。1908年至1951年，对敦煌莫高窟做编号者共7家，其中，以伯希和编号（P）、张大千编号（Z）、史岩编号（S）和敦煌研究所编号（A）4家最具代表性。这4家编号及其相关石窟内容著录，成为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然而，受时代所限和研究方法差异的影响，诸家编号各自独立，且错乱讹误之处较多，给学界研究引用带来了极大不便。因此，将4家编号进行系统研究整理并与实际石窟相对应，成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从2003年开始，张宝洲多次进入敦煌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历时10余年，才完成了《敦煌莫高窟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书稿的撰写工作，其后又几易其稿，精编细校，确保了极高的学术水准。

　　《敦煌莫高窟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一书立足大量考古文献资料，通过对伯希和编号（P）、张大千编号（Z）、史岩编号（S）和敦煌研究所编号（A）4家编号原始文献的整理、分析、对比和校勘，以表格形式全面呈现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并作对照，以注释形式分析查找讹误，以文献校勘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以图证史”和“以史证图”相结合，首次对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及对照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选题创新性和学术价值无可比拟，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大意义。

　　梳理研究莫高窟编号与对照关系，必须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梳理敦煌石窟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敦煌学、考古学、艺术史、文献学、校勘学等多学科理论，爬梳史料、图史结合，纵向梳理、横向对照，最终实现探幽索微、查讹勘误的学术目的。自1943年史岩开始做第一个编号对照表起，到2005年樊锦诗、蔡伟堂做最后一个对照表止，历经60余年，先后产生出15家之多的“莫高窟诸家编号对照表”，但诸家各执一词，存疑之处很多，编号问题始终未形成学术定论。回顾莫高窟编号研究的学术历程，可以看出，如果不对各类编号的原始资料进行校勘整理和研究，仅采取对照表的方法予以粗略整理，诸家编号问题无法从源头上真正得以解决。

　　对于敦煌莫高窟洞窟编号问题复杂的原因，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认为：一是因为不止一种编号，而是有多种编号，且编号的方式和顺序不统一，认识也不一样；二是编号者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编号的书写方式不一致；三是编号工作有私人行为，也有官方行为，编号的目的和需求不太一样；四是具体编号有的被书写在洞窟中，有的没有书写在洞窟中，而是保存在档案资料中，那些保存在档案资料中的编号知道的人有限，查阅也不方便；五是敦煌莫高窟洞窟数量庞大，密如蜂巢，且洞窟大小不一，有超大型窟，也有极小的袖珍窟，加上洞窟保存状况也不相同，因此保存较差的、被夹杂在大中型窟之间的小型窟容易被忽略，或被编入附窟，或被编入耳室；六是编号之时莫高窟崖面崩塌严重，好多洞窟无法登临，只能目测，因此容易遗漏；七是编号工作起始年代较早，相距时间长，出入较大。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有研究者使用不同编号造成的混乱；另一方面诸家编号的对照表之间出入也较大，洞窟内容与窟号之间往往不能完全统一，因此也造成研究的混乱。沙武田认为，对莫高窟洞窟编号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个学术史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学术研究过程中的资料可靠性问题。

　　实现了学术创新和出版创新，有重大出版价值和深远现实意义

　　敦煌莫高窟编号研究，历来是敦煌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文献资料纷繁复杂，诸家方法不一，讹误极多，作为基础性研究课题，成为敦煌学领域的一大高地，众多学者望而却步。《敦煌莫高窟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一书的作者张宝洲耗时多年，用表格形式全面列出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和编号对照表，用注解形式分析其中对照关系中的讹误，采取校勘学的方法找出问题所在，并推论出正确的对照关系，实现了学术创新和出版创新。

　　甘肃文化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郧军涛说：“《敦煌莫高窟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既是资料翔实、论证严谨的学术专著，更是体系完备、观点新颖的工具书；既能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兴盛和繁荣，又能充分凸显古老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彰显党和政府对敦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该书面向国内外首次出版发行，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史料。客观而言，本项目不仅是我国敦煌学中石窟整理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新时期我国敦煌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具有重大的出版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社会效益显著。”

　　具体说来，该书的出版意义主要有：

　　一是资料翔实、特色独具，凸显学术原创性。以校勘敦煌莫高窟编号正、误，并全面整理与其相关的文献资料为要旨，对诸家编号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全面梳理整理和审读剖析，资料翔实，论证严谨，特色独具。该书是搜集范围较广、涉猎学科较多的学术成果，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

　　二是内容丰富、方法新颖，实现出版创新。本书是在涉猎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并以校勘学、图像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纷繁杂乱的文献进行分析类比，在资料的全面性、内容的丰富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弥补了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凸显出版选题的前沿性。

　　三是存亡继绝、钩沉索幽，抢救传承敦煌与丝路文明。全书对诸家石窟编号的对照关系校勘突破了传统的“一窟一号”的理念，通过探究分析大量原始文献，提出“一窟数号”的学术观点，并进行大量微观研究，突出学术性、资料性和实用性，对于传承敦煌文化、促进文物保护、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是弘扬敦煌艺术，提升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书从另一个视角挖掘敦煌文化，研究梳理敦煌学术史的重大学术成果，必将有效推进敦煌学的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并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敦煌石窟考古的一项成果，拓展了石窟寺考古研究的范畴

　　“当《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洋洋200余万言、共八大册呈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对莫高窟洞窟编号问题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之前虽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确实也遇到过诸家编号无法一一对应或某一家编号找不到某些洞窟、洞窟编号和内容总录不一致等诸多情况，但经张宝洲先生10多年的资料爬梳和精心研究，把看似简单的洞窟编号问题，转换成一个复杂而严肃的学术问题，撰写出如此大部头的专著，不仅说明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也用具体的文字告诉我们洞窟编号是个大问题。”沙武田介绍说，“细读这部巨著，可以发现，对于莫高窟洞窟编号的探讨，不是一个简单的诸家窟号对照的问题，而是敦煌学研究中一个被长期忽视了的最基础的学术课题。”

　　沙武田说，《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一书从对各家编号本身历史最全面的记录，对一些重要对照表的纠错，对《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洞窟编号与伯希和、张大千两家编号的对照的勘误，对莫高窟洞窟第1窟至第493窟编号逐一考订，对敦煌学学术史的追溯等方面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与莫高窟洞窟诸家编号相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重新制定了《莫高窟六家原始编号对照检索》表，即分别以敦煌研究院的D编号、伯希和P编号、奥登堡奥编号、张大千和谢稚柳的C编号、史岩的S编号为本号，其他各家编号为对照号，进行了严格的窟号对照，这是作者通过海量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梳理的结果，是目前最权威、最准确的莫高窟洞窟诸家编号对照表，非常方便资料查阅时的检索，也可以在进窟时携带参考。

　　同时，该书作者张宝洲还制作了莫高窟诸家原始立面对照图。《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一书中有3种图示，都颇有创意，利于查看。第一种图示，是利用敦煌研究院孙儒先生1958年绘制的莫高窟南区崖面洞窟布局示意图，在图中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示出敦煌莫高窟第1段至第20段洞窟分布的位置，并对其中每一段洞窟起止号码，以及每段特殊的洞窟、窟号有问题的洞窟、位置不清楚的洞窟位置、后来考古发现的洞窟新编号、特殊的需要标识位置的洞窟等用红色字体标示出来。在这张图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莫高窟洞窟编号的基本顺序，也可以看到窟号变化的问题。第二种图示，是把伯希和1908年、奥登堡1914年、石璋如1942年、史岩1943年、孙儒1958年手绘的莫高窟南区崖面的立面图，和敦煌研究院2011年公布的近景摄影立面图，以相对应的同一段崖面进行对比。在每张多家立面对比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家编号中洞窟所在位置和相互对应关系，如果有出入，则一目了然。第三种图示，是把奥登堡和石璋如分别绘制的莫高窟洞窟联合平面图进行了对比，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莫高窟各层崖面上洞窟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这三种图示极大地方便了对莫高窟洞窟整体的了解，也可以看到局部崖面洞窟的排列组合关系，可作为进窟考察时随身携带的图本，供随时查阅。

　　“如此浩大的学术史梳理、文献学辨析、考古学查证、图表制作，工程量之大难以想象，也很难想象作者把洞窟编号问题，扩展成为一部围绕洞窟编号而产生的莫高窟近现代考察的学术史，并且给每个洞窟建立起一部完整的学术档案，极为完备。读了《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这本巨著，我们有理由相信，莫高窟编号问题可以到此为止了，之前因各家编号差异而产生的诸多混乱和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误导与困惑，将不会继续。”沙武田说，“敦煌莫高窟博大精深，是学术研究的富矿，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涉及的问题可谓五花八门，但对莫高窟洞窟编号问题进行集中专题研究的，此书算是第一本，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本，其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应当给予肯定。此研究从其严格的洞窟崖面位置的辨析而言，也可以认为是敦煌石窟考古的一项成果，因此也算是对严格意义上的石窟寺考古学的引申，拓展了石窟寺考古研究的范畴。”

　　深入探究敦煌莫高窟编号问题的重大学术研究工程和出版工程

　　敦煌莫高窟编号问题，是敦煌研究领域内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敦煌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经历数次编制和不断修订，错误对照关系仍不断出现，原因在于诸家原始石窟编号文献记录本身就存在问题。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认为，《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的考古文献研究》一书不仅仅是编制出一个“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同时从文献校勘学的方法入手，对原始石窟编号文献中的讹误进行校勘，最终推论出编号对照的正确结论。此外，从石窟艺术史方面对莫高窟原始编号的文献意义进行了略述，认为莫高窟文献除编号自身意义外，先贤诸家从宏观视角研究石窟艺术的资料以及学术观点，价值和意义是在启迪石窟艺术史的研究者们。“全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深入探究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问题的重大学术研究工程和出版工程，学术性、传承性和出版价值极高。”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表示，石窟编号是石窟调查研究和档案记录工作的基础。若窟号出现错误，则不仅影响当时，而且也将波及其后一切与洞窟相关的记录与研究。20世纪初以来，曾经各家几次编号，这些编号虽然在不同时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给后来者带来诸多使用上的困难。其后，又先后出现莫高窟各家洞窟编号对照表，以解决查找各家洞窟编号之不便问题，但是也是问题频频。从梳理莫高窟研究历史进程而言，将诸家石窟记录融会贯通是一大要务。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贯通诸家编号具体所指的石窟位置。“《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考古文献学研究》一书，正是地毯式整理研究敦煌莫高窟编号问题的经典出版工程，对深度开掘西部民族文化内涵、推动中华文明传承与建设、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等，均有着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本版图片均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