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走基层”：走出满满成就感

　　□庄电一

　　新春，孕育着希望，也让人满怀憧憬。对新闻工作者来说，等于是铺开了一张亟待描绘的新蓝图。就像农民不违农时一样，抓住时机开个好头，也极为重要。

　　近年来广泛开展的“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已成为记者们施展拳脚的舞台，也检验着记者的“四力”，“四力”是否过硬，都能在所写稿件的字里行间反映出来。那些接地气、带露珠的佳作，都是综合发挥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作用的产物，也是记者观察力、判断力、思考力、表达力的综合反映。

　　对我来说，虽然在“新春走基层”中没有写出精品力作，但每次都是积极参与。利用节假日别人休息的机会采访、写作，已成为我持续多年的习惯。

　　以往“新春走基层”的采访，我基本都是去农村，对农村过春节的报道也有不少。2013年“新春走基层”的时候，我想“另辟蹊径”：到一个“流动”的基层采访，力图在报道内容、报道形式上有所创新。为此，我向银川客运段时任党办主任甘秀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甘秀玲主任当即表示欢迎并愿意陪我走一趟。

　　在甘秀玲主任的带领下，我登上了银川开往广州的列车。一上车，我便立即展开采访，了解列车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倾听他们的心声，尽可能多地收集素材。当我采访到渴望采访的内容后，我没有就此停止采访，而是顺着话题进行更深入的采访。就文明乘车问题，我请车队队长和列车长、列车员列举了列车上种种不文明的行为，然后据此写成一篇“记者来信”――《做个文明乘客有多难？》（载2013年8月21日《光明日报》）。

　　在列车上吃了简单的午饭，列车就到了中宁火车站。甘秀玲主任对我说，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在这里下车，当天要在这里换乘另一列火车返回银川。在中宁火车站短暂停留后，我乘上由广州开来的列车踏上归程。应该说，此时我已经没有采访任务了，也完全可以放松休息，甘主任和列车长也要安排我到卧铺车厢休息，但我不愿意浪费返程这段宝贵的时间，便一个人走进列车的硬座车厢，与天南海北的旅客面对面地交流，在这个“流动的基层”听民声、问民意。

　　这个“随机”采访，曾被一些旅客误解。当时，我找了个人多的地方坐下，先自报家门，然后便请他们说说各自的愿望和呼声。

　　几位旅客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有人说：“我看你像个大干部，不像记者！”（我看起来有点“派头”）有人说：“哪有这么老的记者？”（此时我已57岁了）还有人提出质疑：“这么老的人，还当记者？”（年近六旬还这样采访的记者可能不多）

　　有人要看我的记者证，有人跟我要名片。我当时没带名片，但为了打消他们的猜忌，我真的掏出记者证给他们看。几个旅客传看了我的记者证，不再怀疑我的身份。我随即启发他们，让他们放开说，不要有任何顾虑。

　　见我一脸真诚、没有装模作样的意思，他们才打开话匣子。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他们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在户籍、社保等方面问题，围拢过来的旅客也越来越多，交谈的气氛更是越来越热烈。不知不觉中，列车就要进入终点站了，但很多人意犹未尽，依然说个不停。他们为向我表达了心声而兴奋，我也为听到了这么多真心话而高兴。临别时，我告诉他们：不敢说我所做的报道有用，但一定会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你们的愿望和呼声。几天后，我为此所写的《在硬座车厢听真心话》（载2013年2月15日《光明日报》）便在头版报眼的位置见报。

　　虽然花去了一整天的时间，也打破了午休的习惯，但这一天不失时机的采访，效率是蛮高的。我写出了4篇各具特色的稿件，应该算“满载而归”了，我感到由衷高兴。

　　到了2016年，我已经60岁了，在职的时间实际只剩5个月。这一年报社组织的“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基本都安排给了工作在总社而家在外地的记者，内容也是以回乡见闻为主，而驻站记者基本没有采访任务，所编发的稿件也都是“预订”好的。按说，没有接到“订单”，这一年的“新春走基层”我完全可以不参加，但走基层早已“上瘾”的我，还是不想放弃职业生涯最后一次采访机会。

　　那么，这次“新春走基层”应该“走”哪里呢？我就“自作主张”地把农村脱贫作为此次采访的主题，而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盐池县，在宁夏的脱贫攻坚战役中很有代表性，我便把采访的目标锁定在那里。短短两三天的采访，我与当地村民、村干部、致富带头人和帮扶先进个人广泛接触，掌握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由此写出了通讯《沙边子村“龙头”龙治普的精准扶贫》（文载2016年2月7日《光明日报》）。

　　一次外出采访只写一篇稿，从来不是我的风格。在我看来，那样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有点高。所以，我总是希望“一举多得”。在完成对龙治普的采访之后，我又来到距县城有六七十公里的大水坑镇新泉井村采访，因为这个村的脱贫任务十分艰巨，很有典型性。赶到那里时，天色已晚，我走进村口一个农户家里，然后请村党支部书记张廷才约几个贫困户前来。围炉而坐，促膝交谈，让我不仅了解到贫困的各种类型，而且让我找到了报道脱贫的思路。开始，他们还有所顾虑，不一会儿便无拘无束了。这个采访持续到晚上8点多，等我在街边小店吃完晚饭赶回县城时，已是夜里10点多了。事后，我写出一篇内容扎实的通讯，题为《贫困村里谈脱贫》（文载2016年2月20日《光明日报》）。

　　第二天下午，我就要搭便车返回银川了，但我不想浪费上午这段时间。听说有个移民新村正在自编自演本村的春节联欢晚会，便兴致勃勃地前去采访。在排练现场，我与这些农民演员随便交谈，颇有收获。听说一个快板、一个小品均出自一位72岁的老人之手，我便让人把他请来。一番交谈，又让我了解到不少鲜活的素材。一回到银川，我便写出了特写《一场值得期待的演出――盐池县花马池镇北塘新村欢天喜地庆新春》（文载2016年2月2日《中国文化报》），这对我来说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尤其让我兴奋的是，盐池县在2018年成为宁夏第一个“摘帽”的贫困县，其脱贫经验也引起广泛关注。

　　基层，有丰富的新闻素材；走基层，总能给我丰厚的回报，让我有满足感、获得感，所以，我对走基层情有独钟。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走基层，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成就感，留给我的是美好的记忆。

　　（作者系光明日报社驻宁夏记者站原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