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现代出版校对事业对古代校雠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徐宪江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0-06-10

  校对作为现代出版社中的重要岗位,是保证图书出版质量的重要工作环节。现代校对工作与古代校对工作(即校雠)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可以说,现代的校对是从古代的校雠发展演变而来的,而古代校雠的优良传统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校对工作。本文拟从若干方面略论古代校雠对现代校对的影响,以及现代校对继承古代校雠传统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核心阅读

  ◆从具体工作实际中看,作者自校、编辑通读也是“校异同”,但由于作者、编辑太熟悉原稿,往往在细微差错之处产生“习以为常”,形成“熟能生错”现象,在校读时常一扫而过,可能因失察而造成失误。而专业校对则处于作者、编辑之外的第三者地位,态度客观、技术娴熟,且了解易出错的规律,往往能最大程度消灭差错,保证“校异同”目标的实现。

  ◆从具体工作实际中看,编辑在前一工作环节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疏漏,如果校对环节不是“校是非”而只是“校异同”,则极有可能造成差错未被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一个好的校对工作者,应当运用自己的学识、经验、技术,发现原稿中作者或编辑的失误,提出自己的意见,使差错得以改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今天校对工作的又一基本原则。

  ◆古代校雠学者“甚劳”“甚忠”的工作态度也应成为今天校对工作者效仿的榜样。提倡“甚劳”,就是从事校对工作要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潜心在文山字海中跋涉,甘愿做一名无名英雄。提倡“甚忠”,就是要在校对工作中本着对图书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不懈努力,以确保图书出版质量、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为己任,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一、古代校雠的形态与传统

(一)

  现代出版中的“校对”一词,是由古代“校雠”一词演变而来的。“校雠”是复合式名词。“校”的本义是木囚,如枷、桎等;“雠”的本义是鸟类对鸣。古人借助它们包含的“对合义”,引申为“比勘”“订正”。于是就有了“校对”这一概念。

  关于“校书”,最早的史实见于《国语・鲁语下》,书中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是说正考父搜集到十二篇商颂,恐有差错,便请精通音律的周太师校正。这件事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校书活动。从此,对古籍的比勘、订正就称为“校”。而正考父的后人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校书人。

  历史上真正提出“校雠”一词的则是汉代的刘向。他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这说明,校的主体是一个人,客体是一本书,校对人采用通读的方法,发现并改正谬误;雠的主体是两个人或多个人,客体是两种书或多个版本,校对人将不同的书或版本对读比照,从而发现差异,进行考证,择善而从,达到纠正讹误的目的。

  刘向用“雠”表示“对校”,除用其“对鸣”义外,还用了“仇敌”义,表示“猎错如猎仇”。所以古人又将“校”称作“校仇”,说明了“校”的严肃性。

  (二)

  古代的文献经过传抄、刻印、排印,都会出现错误,于是就需要进行校雠。古代文献中常出现的主要错误有:

  1.讹,即文字错误。

  2.脱,也称脱文、夺文,即漏掉文字。

  3.衍,即出现多余的文字。

  4.倒,即文字颠倒。

  5.错乱,即一段文字乱了次序。

  进行校雠的目的,就是正本清源,改正谬误,保证传抄、刻印、排印的文本忠实于原始文献。

  关于古代的校雠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校法――如一部书传世的本子不止一种,就要对不同的本子进行对校。所谓不同的本子,是指不同的版本,包括虽为同一版但有修版、补版的。古代人进行对校,一是用“死校”的方式,即将两个本子的异处都记录在工作底本上,让别人看到校本,就如同看到另一种本子;二是如果异本较多,则要弄清版本系统,找出每一系统的祖本,择其精善之本进行对校。

  2.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即从其他书中所载来校正本书中所载之对错。其本质也是对校,但不是全书对校,而是片段对校。使用此法,要求广泛掌握同类文献,校者须颇具功力方可。

  3.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在本书内部找证据。此法关键是熟读、掌握全书,统一校正书中前后差异或错误。

  4.综合考证法――即综合上述诸法并用之,以判断是非,改正谬误。

  清代初年的藏书家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对古代人的校书方法有详细记载:

  自始至终,改正错误,校雠三四次,乃为尽善。……凡校正新书,将校正过善本,对临可也。倘古人有误处,有未改处,亦当改正。……若古人有弗可考究、无从改正者,今人亦当多方请教博学君子、善于讲究古帖之士。又须寻觅旧碑版文字,访求藏书家秘本,自能改正。

  然校书须数人相好,聚于一处讲究讨论,寻绎旧文,方可有成。否则终有不到之处。所以,书籍不论钞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至于字画之误,必要请教明于字学声韵者,辨别字画音释,方能无误。

  古人的校书活动,由此可见一斑。

(三)

  自汉代刘向提出“校雠”定义以来,经过历代文人学者的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校书工作经验。清代大学者段玉裁,曾用6个字概括了校雠的两大功能:校异同、校是非。

  何谓“校异同”?段玉裁认为是“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何谓“校是非”?段玉裁谓之“定本子之是非”。

  这里所谓的“校异同”,用现代术语来讲,就是比照原稿核对校样,原则上是按原稿改正校样错误,无须进行对与错的甄别;所谓“校是非”,就是发现原本的错误,从字、词、句、文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作出对与错的判断并改正。

  段玉裁对校雠功能的概括,不仅深入阐释了刘向关于校雠的概念,还反映了2000多年来校雠理论与实践的完善与发展。春秋时期,孔子校书是本着“述而不作”的宗旨。两汉时刘向提出“校雠”概念,把校书的功能扩大了。唐宋以来,“校是非”的功能在校书中逐渐加强。至清代,则明确将“定本子之是非”作为 校雠的基本功能之一。

  清代末年的学者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对古代校雠有所论述,他在历数自两汉刘向父子到清代王念孙父子等校雠学者的功过得失后说:“大抵为此学者,于己甚劳,而为人甚忠。竭毕生之精力,皆以供后人之提携,为惠大矣。”这里的“甚劳”,可以理解为操此业不辞辛劳;“甚忠”可以理解为既忠于古人和作者,又忠于读者和来者。这两点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任劳任怨,忠于职责”。

  可以说,古代校雠的两大功能“校异同”“校是非”,与古人从事校雠“甚劳”“甚忠”的工作态度,已成为延续至今的校对工作的优良传统,是现代校对工作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二、现代校对的继承与发展

(一)

  从古至今,随着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古代的校雠也演变为现代的校对。

  现代校对虽然是从古代校雠发展而来,但与之有很大不同。古代的校雠实际上是编、校合一,即校书者承担着校勘和校对的双重任务。而现代的校对则与编辑分工,处于编辑工作完成后的环节,不再承担校勘或编辑的任务。

  具体来说,编辑是负责图书内容的选取、审定和文字加工;校对则是依据编辑处理过的原稿,对排版形成的校样进行核对校正,改正排版造成的错误,发现原稿中可能存在的疏漏,处理版面的规范与格式的统一。可以说,校对已成为现代出版生产流程中的独立工序,成为保证图书出版质量的重要环节。

  编、校分离,编辑工作在先,是基础和源头;校对工作在后,是延续和补充。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向读者提供正确而有价值的文本,把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为社会生产优质的图书。

  可以说,编辑和校对的分工侧重有所不同,但他们对图书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职业责任是相同的。

(二)

  从现代出版的实际来看,古代校雠的优良传统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校对工作,而古代校雠的两大功能依然适用于今天的校对工作。

  具体来说,现代校对的基础仍然是“校异同”。不校异同,就无法保证作者创作意图准确、完整地表达,也不能保证编辑劳动成果的转化。因此,“对原稿负责”或“忠实于原稿”仍是今天校对工作的基本原则。

  强调“校异同”,并非对校对工作有所轻视,而正是重视校对工作的表现。因为从现代出版的分工来看,“校异同”不仅是编、校分工的职责所在,也是确保图书内容不出差错,保证出版物质量的重要基础。

  从具体工作实际中看,作者自校、编辑通读也是“校异同”,但由于作者、编辑太熟悉原稿,往往在细微差错之处产生“习以为常”,形成“熟能生错”现象,在校读时常一扫而过,可能因失察而造成失误。而专业校对则处于作者、编辑之外的第三者地位,态度客观、技术娴熟,且了解易出错的规律,往往能最大程度消灭差错,保证“校异同”目标的实现。

  然而,现代校对如果仅仅局限于“校异同”就不够了,还必须做到“校是非”。现代校对仅仅“校异同”而不“校是非”,就不能发现作者创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编辑可能的疏漏。因此,“校是非”是图书质量良好的重要保障,也是对校对工作的更高要求。

  强调“校是非”,并非是加重校对工作负担而减轻编辑工作责任。这样要求校对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使校对工作成为编辑工作的后续和补充,在编辑和校对两个环节上双重把关,以确保将一切错误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这一总目标的实现。

  从具体工作实际中看,编辑在前一工作环节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疏漏,如果校对环节不是“校是非”而只是“校异同”,则极有可能造成差错未被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一个好的校对工作者,应当运用自己的学识、经验、技术,发现原稿中作者或编辑的失误,提出自己的意见,使差错得以改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今天校对工作的又一基本原则。

  另外,古代校雠学者“甚劳”“甚忠”的工作态度也应成为今天校对工作者效仿的榜样。

  现在提倡“甚劳”,就是从事校对工作要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潜心在文山字海中跋涉,甘愿做一名无名英雄。

  现在提倡“甚忠”,就是要在校对工作中本着对图书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不懈努力,以确保图书出版质量、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为己任,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从古代的校雠到现代的校对,其间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但古代校雠的基本功能却一直延续到现代校对工作中,由此可见古代传统文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三)

  基于校对工作是保证图书出版质量的重要环节这一前提,现代的出版社应当加强和完善校对工作,并使之与时俱进,方能适应不断发展的出版事业的需要。

  对于一般出版社而言,要抓好校对工作,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要确保校对岗位的设立。一般大中型出版社比较重视校对工作,都设有专门的校对部门和人员。而一些小型出版社则对校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少设专职校对人员。这种取消校对岗位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其后果就是对图书出版的质量造成隐患。因此,出版社应坚持设立校对岗位,并加强校对管理工作。

  其次,应坚持“三校一读”和“校对质疑与编辑排疑相结合”的制度,将编辑与校对的力量合为一个整体,有所侧重,分工负责,以利最大限度地消灭差错,确保图书出版的质量。

  另外,对校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应予以充分注意。要随着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对校对工作进行调整、定位,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促进校对工作水平的提高。

  以个人浅见,目前出版社校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进步,特别是电脑排版和校对软件(如黑马校对系统)的出现,提高了书稿排版和校对的速度,同时也有新问题出现,例如:电脑改版统改的差错率、校对软件对非常规的复杂字词句无法识别正误等等。这就给现代校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依靠电脑和软件提高工作效率,更要增加人工校对的次数和提高排查错误的准确性。总之,电脑或软件不能替代校对的所有工作程序,校对人员更要增强工作责任心。

  其次,目前出版社的校对人员中除少数资深专家外,大部分存在着校对文字专业知识和经验丰富,但文史哲等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欠缺的现象。具体来说,对于一部书稿,校对人员能纯熟掌握常规字词句的规范用法,对书稿体例和文字的规范统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缺乏其他专业知识,有时会将一些看似不合规范但属于特定专业或历史条件下的字词句作为错误来“改正”,这就造成了“改正为误”的现象。因此,提高校对人员的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水平在今天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总之,现代出版中的校对工作,既要继承、发扬古代校雠的优良传统,又要在新的条件和形势下有所前进和创新,这样才能适应不断飞速发展的出版事业的需要。

  (作者系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