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的阐释传统与学术史重构

　　“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立足于学术史与文化史相融合，意在从元典传承、阐释、发展的角度，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源头，总结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特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丛书的定位是学术性研究，又特别注重可读性。它不是简单的直线式学术梳理，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入手，从当代的文化建设立意，将具有始创意义的文化经典进行整体性策划，涵盖了历史、文学、思想等诸多文化领域。对于每一部元典的写作，既注重学术发展线索的整理，又注重不同历史时期元典研究思想成果的梳理，力求能达成“层累地造成的元典阐释史”，并重视揭示中华元典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全方位影响，终极目标是传承最核心的思想文化遗产。目前，丛书已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录的集中纂著。相较于孔子“删定”的“六经”，《论语》无疑是孔子思想的直接体现。自汉代经学生成之后，《论语》虽然在题材上属于“语录”类的子书，也未被立于博士官学，但与《孝经》一同列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隐然具有与“六经”同等的学术权威地位。古来学者欲研习“六经”，必自孔子入手；而欲明晰孔子思想，必以《论语》为先。《论语》是研究孔子及儒学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元典之一，故汉儒赵岐《孟子题辞》称“《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文本、思想及其阐释史的专门学问。它形成于西汉，当时有《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后来，张禹合《齐论》于《鲁论》，郑玄又合《齐论》《鲁论》于《古论》，形成了后世通行的传世版本。《论语》学的内容十分宽泛，涉及诸多层面：就文本而言，涉及《论语》别称、编纂者、结集时间、文本差异与变迁、海外译本与传播、社会地位与影响等；就学术内容而言，涉及《论语》名物考索、文字训诂、思想特点、学术风格、发展阶段等；就研究视角而言，涉及经学史、哲学史、经济史、伦理史、教育史、文化史、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勘学、音韵学等多门学科。这构成了一门丰富多彩的学问。

　　历代就《论语》的注释文献构成持续两千年的诠解脉络，形成中国学术史上最完整的解释学“标本”。据统计，汉代至清注本存世者多至180余种。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标志，清代考据学在乾嘉时期完成《论语》的古典注疏集成。传统《论语》学史研究，多采用注疏编年体例，缺乏对解经方法论递变背后深层根源的解读。民国以降，西学范式被广泛引入国内学术领域，造成传统解释体系的断层。据张岱年先生统计，20世纪《论语》研究文献中仅有不足12%的成果坚守传统注疏学模式。以顾立雅（H.G. Creel）《孔子其人及其神话》与安乐哲（Roger T.Ames）《儒家角色伦理学》为代表，海外汉学提出“去经学化”阐释倾向，社会史、观念史等新方法逐渐深入《论语》学研究范畴，这在国内导致了古今治学传统的断层。随着新时代构建中华文明话语权的需要，重建中华元典的解释学谱系具有紧迫性。近世出土文献，如定州汉简《论语》、海昏侯墓《齐论》、敦煌唐写本等，为重新审视历代注疏与原始文本的谱系问题提供了新资料，也提出了重构《论语》解释体系的必要性。以《论语》学为切入点，可以探讨中国诠释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可能性，有助于创立“中国解释学”理论框架，助力本土学术话语建设。近年出现的“国学热”，映射出当今学者对于“剥离历代意识形态附加，还原《论语》解释史本真面貌”的强烈要求。

　　《〈论语〉学术史》一书，本质上是解码中华文明基因的学术工程的组成部分。通过剖析一部经典在两千年中被反复解释、重构的历程，既在知识维度上厘清儒学发展脉络，更在方法论层面上为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某种范式。以“学术史”为线索，系统梳理《论语》学发展历程，是突破“经学—哲学”的时间区隔，建立长时段研究范式的积极尝试。该书将历代《论语》研究成果置于“生成—阐释—重构”三阶段的历时性框架，在多维视域下进行学术脉络梳理。先秦两汉时期，是《论语》文本的生成阶段。《论语》的成书是一个历史过程，作者由孔子生平切入，考索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提出其成书经历了“辑”“论”“纂”三个步骤。《论语》从最初结集到早期传播，其间有《齐论》《鲁论》《古论》多本流传，注家各有训解、征引，异彩纷呈。张禹合《齐》于《鲁》，郑玄又合《齐》《鲁》于《古》，奠定了《论语》文本的定型。魏晋至两宋时期，是《论语》的义理阐释阶段。作者将之细分为“经学时代”“玄学时代”“隋唐”“两宋”四期，研究专著大增，呈现多元发展趋势，注解体例由汉代“说”“注”为主，转向魏晋“集解”、南北朝“义疏”为主。元、明、清时期是《论语》学的重构阶段，以元明的“朱学是尊”、清代的考据与民国时期的学术转型为论证核心。全书论证以纵向维度的《论语》学术史为主线，又不乏对各阶段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横向诠解，清晰且完整地展示了《论语》学的发展脉络，填补了《论语》学传承链条中的逻辑缺环与割裂问题，为治学者提供按图索骥之便。

　　《论语》学术史研究，已超越传统经学范式，转而成为检视中国学术方法论演变的镜鉴。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试图构建具有理论自觉的阐释史学，既避免陷入“文献整理术”的技术主义窠臼，又警惕“过度理论化”的诠释力度，通过“返本开新”的思路，为古代典籍的现代转型确立可操作的转化方式。这种以经典文本为原点、以问题意识为驱动的史学实践，为我们重塑传统人文学科的知识阐释提供了新尝试，该书堪称当代《论语》学研究的佳作。

　　（作者系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丛书总主编简介】

　　李振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月刊》主编，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居延汉简人名编年》等，主编丛书有《元典文化丛书》《国学新读本丛书》等。其中《元典文化丛书》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主编推介语】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传承，文化传承离不开典籍的继承与创新。中华元典，作为蕴藏中华文化基元的载体，是典籍中的典籍、经典中的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和根本载体，是中华学术的始创和发源，经发生、传承、发展，历数代而常释常新。

　　积极把握住中华元典传承与创新中的文化含义，并以现代中国话语体系意识进行观照，它将在当下不断焕发生命活力，闪耀出永恒的思想与智慧光芒，并给予我们文化自信的力量。

　　可以说，一部中华元典学术史，便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全部精华。 ——李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