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能加速出版变革吗？

　　2025年春节期间，一条消息震惊了全球，那就是中国人工智能企业——DeepSeek（深度求索）推出性能优越、免费商用的开源大模型。凭借出色的表现，DeepSeek不仅在国内市场收获了大量用户，还成功进军国际市场，成为史上最快日活突破3000万的应用，占据了全球软件下载量的榜首，彰显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被誉为“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成为一个国际现象级事件。这一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DeepSeek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出版业也不例外。

　　赋予各环节新动能

　　从本质上说，DeepSeek对出版业的影响与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没有根本性差别，学界总结的人工智能在出版应用场景方面的诸多优势和问题，对于DeepSeek也是适用的。

　　在选题策划、辅助创作、辅助决策和编辑加工等方面，DeepSeek与其他类似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较，其优势在于：它能够推动内容创作与编辑的革新，编辑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和用户偏好，一方面提升选题策划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与创作者充分沟通，为创作者提供丰富的灵感和创意，提高了创作效率。DeepSeek凭借强大的信息检索和整合能力，在短时间内从海量的文献、数据库中筛选出相关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为创作者和编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快速检测文本中的语法错误、逻辑漏洞、敏感内容、风格优化、事实核查和抄袭检测等，大大提高了审校效率。它能够帮助编辑优化文章结构和语言表达，使文章更加通顺、连贯、富有逻辑性。在设计环节，它能够按照编辑的要求自动快速完成复杂的设计、生成精美的封面、版式等，缩短出版周期。通过深入分析数据，DeepSeek可以帮助出版人预测市场趋势，识别潜在的热门题材，优化出版策略，辅助领导决策。

　　在营销和推广方面，DeepSeek可以进行用户数据分析，深入了解读者的兴趣爱好、阅读习惯、购买行为等信息，从而为出版机构提供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它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快速生成针对不同对象的营销文案，更好地吸引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根据用户的兴趣标签和行为数据，精准投放图书广告，提高广告的点击率和转化率。通过分析海量的读者数据，DeepSeek能够为每位读者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出版机构可以根据读者的订单，快速印刷和制作个性化的图书，减少库存积压，提高资金周转率。对于电子书，DeepSeek可以通过分析市场需求和竞争情况，实现动态定价等。

　　在交互体验方面，DeepSeek通过与AR、VR等技术的结合，可以让读者获得更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DeepSeek能够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偏好，将长篇幅的内容进行提炼和整理，以音频书、互动图文等“轻出版”形式呈现给读者，满足读者在碎片化时间里的阅读需求。

　　在版权保护方面，DeepSeek通过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对数字内容进行加密和指纹识别，实现版权的透明化管理，有效维护创作者和出版机构的合法权益。

　　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强化体验、保护版权、提质增效，这些不仅与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的数字化转型方向相一致，也呼应了我国目前正在推动的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

　　带来困境与挑战

　　科技进步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包括DeepSeek在内的人工智能也不例外。由于数据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市场调研、选题策划和辅助决策，人们对数据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数据信息提供的某些热门话题或“热点需求”往往成为各个出版机构选择的方向，加之网络信息茧房效应，很大可能加剧了出版界的产品同质化，陷入趋热避冷的“数据陷阱”，不利于出版话题或选题主题的多样化。

　　从出版流程看，人工智能知识生产的介入对出版社和编辑来说直接导致了三大困境：一是由于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的便捷性和快速性，雷同、平庸、毫无创意但整体上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巨量内容信息成为编辑不可承受之重；二是由于DeepSeek等写作软件进入作品创作，使之出现了人工创作、机器辅助写作和纯人工智能写作三类作者，这样的结果将导致编辑面临辨别真假作者以及到底是何类作者的“辨别之苦”；三是由于DeepSeek所依据的数据信息来自互联网上的自媒体，很多没有经过编辑加工和审核环节就进入到数据来源，导致大量的虚假信息、导向错误信息甚至谣言等劣质信息夹杂其中，使编辑陷入对优劣、真假内容的“辨别之困”。

　　由于DeepSeek采用了多项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在图像和文本生成领域的出色表现使得目前出版业一些创造性不强的岗位将被它所取代，比如一般的文字编辑岗位、文案写作与营销宣传岗位等。这些岗位对用人的需求将大大降低，而时政类、时尚类、知识普及类期刊等将面临DeepSeek等的直接冲击，新的转岗潮将在不久的将来降临出版业。

　　DeepSeek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问题也是困扰出版业的一大难题。由于DeepSeek生成内容并非传统意义上由人类创作完成，其版权归属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一旦发生版权纠纷或因虚假内容引发法律诉讼，出版机构可能会面临法律风险，承担高额的法律赔偿和声誉损失。因此，如何在AI技术应用过程中确保内容的版权合法性和真实性，是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随着DeepSeek的普及与广泛运用，人们将更加依赖人工智能写作，其结果就是人的创作能力下降。同时，由于“遇到问题问AI”习惯的形成，我们所获得的大多是平台算法操控喂给我们的大量“垃圾食品”内容，形成了“脑腐”（brain rot）现象，即由于过度沉迷于低质量网络内容（尤其是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内容）而导致精神疲惫或智力退化。此外，人工智能只能在现有数据中进行知识重构，通过深度学习产生一些推理性“新知识”，它不具有原创性的能力，无法产生新思想，长此以往将导致人类思想的整体衰退乃至枯竭。有媒体报道，2025年春节期间，很多中小学生用包括DeepSeek在内的AI写作业引起家长和老师们的担心和焦虑，他们认为这会导致思维能力退化，表现为知识联结断裂、思维耐力下降以及面对开放性问题时缺乏主动性。

　　拥抱变革下保持初心

　　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内容生产方式给出版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为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些重要启示。

　　启示一：必须更加关注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要坚持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国家。DeepSeek的成功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DeepSeek的创新创造性，体现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当然，这种创新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这也是我国实现弯道超车的一条有效途径。DeepSeek还告诉我们，单纯通过AI生产的内容即使看起来很“炫”，但它并不具有思想的原创性，仍然是基于目前已有数据库的推演，无法实现原始创新；它可以提供知识，但无法提供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出版者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确保AI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原创性。同时，出版者应该将AI视为辅助工具而非完全替代人类创作者，鼓励人机协作，发挥各自优势。

　　启示二：必须更加高度重视人文关怀。由于虚拟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结合，DeepSeek可以根据语义分析呼应人的某些情感，并给予人相应的情感慰藉。它能够煽情，却无法提供真情。它所表现出的“感情”是模型化的结果，是建立在冷冰冰的数据分析基础上，而人不仅是高级智能体，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复杂情感性动物。出版业在内容提供方面不仅提供的是信息、内容、知识，它还具有一种人文关怀，能够提供情绪价值，这是超越冰冷机器的独特价值。人是知、情、意的结合体，而人工智能在“知”的某些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但在情感、意志方面却是缺失的。即使在“知”方面，人工智能在显性知识方面具有优势，但隐默知识则是人所独有的。近年来，手工书、出版体验馆受到很多受众的喜爱，从一个方面说明，出版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播媒介形式，还是一种文化体验方式。总之一句话，我们还是要回到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那句名言：人有人的用处。

　　启示三：必须加快出版业的系统性变革。DeepSeek等人工智能知识生产方式所表现出的综合优势加速显现，出版业必须加快数字出版的系统性变革步伐，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观念转变、产业融合、机构重组、人员优化、流程再造、经营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版权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以及宏观出版治理体系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实现出版业业态的“破茧成蝶”。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出版业理论和实践中，要全员强化科技伦理尤其是人工智能伦理以及人机互动相关知识和素养教育，使这种数字化变革不至于迷失方向。

　　启示四：必须增强文化自信。DeepSeek的新版大模型一出场就成为影响未来相关科技领域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对全球科技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关于中国AI是否已经反超美国的讨论，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DeepSeek爆火不是孤立事件，是我国创新能力国际化水平的体现，它和2024年《黑神话：悟空》以及近期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一系列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全球爆火，一方面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具有创新创造的潜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价值。出版业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它所提供的是“鉴别伪真”的知识和经过把关后的价值观导向，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出版业的坚守。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梅·弗莱明在近期的一次国际出版论坛上所说：“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一本书的力量就体现出来了。书籍就是我们的解药，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庇护所。”因此，当代中国出版业应重新审视自身的使命和价值观，回归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的初心，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以高质量的内容和创新的形式为读者提供更有价值的阅读体验，早日实现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的伟大梦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春秋》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