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我们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参加《满世界寻找敦煌》首发活动。

　　6月6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的新作《满世界寻找敦煌》在英国伦敦光华书店、法国巴黎友丰书店、美国洛杉矶长青书苑、日本东京内山书店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上海书城和中国敦煌石室书轩同步与读者见面。中华书局为作者新书举办五国七地同步首发活动，是对荣新江40余年坚守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至高礼仪。

　　荣新江在回答《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天中国敦煌学的成就是几代人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结果，希望《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敦煌学从困境中走出的过程，“满世界寻找敦煌”之路依然漫长，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

　　看原件才能回到历史现场

　　为什么要满世界寻找敦煌？因为只有看到原件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荣新江寻找敦煌之路始于1984年9月，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的他，以交换生的身份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学习10个月。虽然莱顿大学没有敦煌卷帙，但研究敦煌乃至西域各种语言文字材料的图书应有尽有，尤其是得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佛教征服中国》作者许理和教授与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马大任等国际友人的帮助，为他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提供了很好的准备基础。

　　40年里，荣新江的足迹印在五大洲的11个国家、48个城市，在英、法、德、日等国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地，这些地方收藏有太多宝藏，如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带有年款的雕版印刷品咸通九年《金刚经》、最早的针灸图、中国最早的连环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这些令他心跳的敦煌藏经洞文献，坚定了日后为敦煌学倾注一生的信心。

　　荣新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他仅凭手中一张纸质地图和国际友人的帮助，竟然实现了前辈们渴望走出去却很难成行的夙愿。

　　为什么敦煌藏经洞里装有这么多好东西？是因为古代的寺庙是中古时期的文化中心。荣新江认为，古代的城市除了皇家图书馆，没有公共图书馆，所谓的公共图书馆就在寺庙里，老百姓可以随便进寺庙看里面的藏书。

　　为此，荣新江强调，搞敦煌学研究一定要看原件，因为只有看到原件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例子在荣新江看来比比皆是。“1985年我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把最重要的邈真赞全部抄过，包括项楚先生的录文《罗通达邈真赞》留下的空格也全部填上了。我拿着整理后的录文稿给饶宗颐先生看，他颇为惊讶。”荣新江说，“其实这不是我的本事，是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原件。”

　　40余年来，荣新江对于问学经历、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思考，形成了《敦煌学十八讲》《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从粟特到中国——丝绸之路史研究》等学术著作，出版后深受国际敦煌学界关注。

　　受关注的原因在哪里？荣新江认为与其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间在欧洲寻找敦煌之路直接相关。荣新江说：“我的书（学术著作）首先是对学术的交代。”做历史研究的人应像司马迁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敦煌学者而言，应利用多年来把握的处理原始材料的能力和方法，直接从原材料中书写历史。这不仅是对个人的学术要求，也是为后辈学者留下丰富翔实学术资源的一种社会责任。

　　握好振兴中国敦煌学接力棒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偶然发现，公元4世纪—11世纪的6万余件古代文献和艺术品露面，被誉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但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物、文献被东西方列强的一些“考察者”“探险者”骗取和掠夺，令国人痛心疾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保护、整理、研究和传播。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这一重要讲话为矢志不渝的中国敦煌学学者进一步注入了精神力量。 

　　荣新江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罗振玉、董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向达、王重民，再到21世纪的当代敦煌学学者，立志改变敦煌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状况的坚韧与顽强始终不变。比如，近些年在中国出版界和敦煌学学者共同努力下，《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一批高清晰度图录的成功出版，不仅改变了过去敦煌学学者借助微缩胶卷做研究的被动局面，也大大地缩短了中国敦煌学研究与世界的距离。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敦煌学研究者，荣新江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敦煌学研究可圈可点，主要体现在推出了一大批整理校录敦煌文献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科技史、印刷史等领域的研究。此外，在解读、研究民族古文字文献方面，中国学者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生前带领她的团队致力于研究于阗语，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荣新江自己做的“归义军史研究”，与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

　　令荣新江慨叹的是，普通读者对于敦煌学出版物也表现出喜爱。他说，《敦煌学十八讲》本是高校教材，却吸引了社会上许多行业的读者关注。为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不得不又组织青年学者编写了一套包括敦煌历史、地理、社会、考古、艺术、文学、文献、宗教典籍、写本学等在内的“敦煌讲座书系”。这套书的编纂出版，超过了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讲座敦煌》。

　　“当前就中国敦煌学界而言，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与国际学者一道推进敦煌学研究。”荣新江认为，“这样做对于弘扬敦煌的学术和文化，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都是正面的。”

　　古籍数字化关乎国家文脉

　　荣新江对于敦煌学发展的思考远不止于上述。阅读荣新江撰写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三升斋随笔》《三升斋续笔》《三升斋三笔》等著作，记者注意到，无论是40年前的青年学子，还是如今的国际知名敦煌学专家，荣新江的学术理念始终没变，那就是让百余年敦煌学在传承发展中开新篇，比如“古籍数字化”。荣新江认为，“数字化是国家战略，也是国家命脉。目前虽然古籍是全世界的共同资源，但不管谁做过，我们都还要自己做。”

　　面对日益增多的古籍数字化产品，荣新江慨叹“古籍数字化建设真是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时代”。他建议，古籍数字化工作者更多地与学术界合作，因为学者们非常关心哪些古籍先发布、哪些后发布，以便在某些研究上抢占一些制高点。像“一带一路”文献研究，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研究，需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方图书馆藏文献，如果这些图书馆的家谱类文献都数字化了，那将是我国学者占据这个学术制高点的一个关键。

　　当然做任何古籍的数字化，都会对某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有用。“比如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赵城金藏》，虽然有《中华大藏经》的影印件作比照，但是学者们还是想看《赵城金藏》原本，这对现在整理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佛典非常有帮助。因为只有看到《赵城金藏》原本，才知道《中华大藏经》是不是被描改过。由此而言，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荣新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