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中的北京文化

　　关于北京的诗歌，汗牛充栋。有学者认为《诗·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是歌咏北京的最早篇章，“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所以这里的韩城应该和燕国很近。不过前文说“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所以该诗中的燕国更像姞燕，也称南燕，姞伯鯈所立，旧址在今河南新乡延津一带。为了区别于姞燕，召公之后所建的燕国常常被称为北燕，以北京琉璃河为始封地，这个燕国才是北京文化的研究领域。

　　一些北京学的研究者喜欢引用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易水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不属于北京。就笔者阅读范围，《燕剌王旦歌》是实实在在写北京的最早诗篇之一。北京地区作为诸侯国的国都或州郡府治所，曾被称为蓟城、燕国、广阳、渔阳、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等，所以很多诗歌名篇的北京地域特色并没有引起读者多大注意，最为著名的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燕山雪花大如席”……普通读者往往耽于其艺术的高妙，很少把它们和北京文化内涵挖掘联系起来。所以这本《古代诗歌中的北京》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秦汉隋唐，北京地区只是中华大一统国家的边塞重镇，从《燕剌王旦歌》《渔阳民为张堪歌》《古诗十九首》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曹植、张华、刘琨、鲍照、陶渊明、王褒、庾信、卢思道等大诗人均有关于北京的名篇。“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的张华曾都督幽州，“枕戈待旦，闻鸡起舞”的刘琨亦曾在幽州作战。“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是北京人，陈子昂、张说、王之涣、高适都曾寓居北京，写下不少千古流传的杰作。唐代诗歌中，燕蓟、幽蓟、幽燕、幽州、渔阳等地名，还有蓟门、蓟丘、幽州台、轩辕台等遗迹，作为意象被反复吟咏，尤其代表盛唐气象的边塞诗非常丰富，体现了北京阔大昂扬的文化自信。

　　自辽金到元，北京地位逐渐上升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大大拓宽了中国诗歌的书写范围，关于北京或以北京为创作背景的诗作，极大丰富，元好问、耶律楚材、赵孟、鲜于必仁等均是其中翘楚。两宋士人中像欧阳修、刘敞、苏辙等访辽大臣，也写了不少关于辽南京的优秀作品，范成大关于金中都的写作异常出彩；南宋文天祥千古流传的《集杜诗》《正气歌》都作于北京；宫廷琴师汪元量长期留滞元大都，这期间他留下了大量被誉为“诗史”性质的乐章。

　　明代永乐之后，定都北京，文人荟萃，创作于此的诗歌像井喷一样。明诗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均在京为官，篇什甚夥。作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李东阳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任职在北京最后也葬在北京。而与李东阳文学观点不同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也有在京为官的经历，正是他们在京相聚讨论，方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到了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同样是在北京，考中进士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组建诗社，“后七子”继续影响文坛。大量应制诗、宫廷诗以《明宫词》为代表，记述帝王及其妃嫔们的宫廷生活，以及皇家苑囿的辉煌景致；更丰富的是士大夫之间交游酬唱，反映了客居于此的士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京城的民居风情，像于谦、杨继盛、李贽、戚继光等均有名篇传世。

　　清代，北京仍然作为首都，创作于此的诗篇车载斗量，应制诗、宫廷诗以《清宫词》为代表，更有大量皇家亲贵，以及各地来京士人吟咏北京风物，抒发怀抱者，专辑不少。诗坛盟主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沈德潜等均曾在北京长期任职，纳兰成德、翁方纲、萨哈岱、顾春、宝廷等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其后又有龚自珍、黄遵宪等诗坛巨擘居于北京，都留下了很多名篇。明清北京，出现了大量描写北京风物的竹枝词，有写节令年俗的，有写庙会风情的，有写市井百业、杂耍戏曲的，也有写名胜风光的，反映了北京文化的鲜活细节。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兴”，就是感发志意，希望读者阅读这个选本，能增加对北京的热爱。“可以观”，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本书即以独特的韵文史料的形式推动北京文化内涵的纵深挖掘。“可以群”，就是大家“群居相切磋”，扩大交流，提高北京文化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可以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并非单单是个人机遇的不平则鸣，背后折射的正是我们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或者说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阅读关于北京的诗歌，不仅仅是为了唤起我们流连北京风物的诗意，还让读者看到一个个带着强烈感受的传统优秀士人的抱负与情怀。这样的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城，一个区域，更是一国之都，展示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中华之风的久远、博大，和生生不息。

　　《古代诗歌中的北京》

　　马东瑶 主编

　　文津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