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把挽歌密密织

　　在传统文化题材呈几何式上升的图书现场，聚焦一种文化形式并融合个体生命觉知的作品不胜枚举，其现实指涉与象征意味也不可避免地趋于雷同。而邓西却在新作《永远的阿贝》（晨光出版社出版）中因完成了有效的审美投射，而使得生命、情感、时代这些复杂的命题融汇在黎族传统织锦的传承中，让故事具有了更为丰富且举重若轻的文学质感。

　　一、无法安顿的伤怀与疗愈的三重主体

　　阿贝是这部小说隐秘的主人公，阿贝的死，是钉在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一枚钉子，让她茫然失语。直到她被送到外婆的山村，自然的环境，充实的劳动，尤其是淳朴的人情给予了她“重生”的勇气，她终于重拾了话语与生机。可以说，外婆的山村疗愈了阿依不安而愧疚的心。

　　当我们细读《永远的阿贝》时，会发现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描写了三重疗愈的主体，以期形成一种文本内外的双重对接，给出对读者乃至时代综合症候的应对之法。

　　故事中，接纳“闯入者”抑或“归来者”阿依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完成心灵疗愈的第一重主体。这种疗愈来自对“常情”的推翻，让主人公于推翻中接触到真正的生命法则。自然以其生死代谢、朝暮往来传递着一种强大的生命气息，无形中消弭了阿依对于永恒的执迷以及对失去的恐惧；而乡村的人文环境则是通过人对于生活的全然投入，完成对无常最直接而有效的应对——不恐惧，不遗忘，把自己抵达于现实。那是直面的勇气，是不能称作疗愈的最终疗愈。

　　自然与人文环境对阿依的疗愈犹如药石，但终归是一种症结的“解表”。而人事的疗愈，则可称之为深入腠理的“治本”。芸阿婆和阿蜂构成了阿依探查人事的两面镜子。这些人事打开了阿依对命运的崭新理解，经由他们的生命与气息，她看到了潜藏在现实中的“人的力量”。对抗伤痛的不是逃避更不是忘记，是带着这份遗憾与伤痛继续前行。

　　人事对于阿依的疗愈，基于现实又超乎现实，是物质相对滞后的山村，才能脱繁归简，给她质朴的参照。而这也恰是超乎现实之处，在快速发展的裂变增长时代，爱与恨成了最慢且长久的个人痛点，唯有同样慢的山村人事，才能以长久的力量完成这种“同频共振”的疗伤。

　　而小说中最终的疗愈之道，仍旧在阿依自己。阿依的“愈合”依托于黎锦赋予的契机。黎锦，是这部小说作为传统文化题材作品的文化载体，作者却并未过多着墨于介绍黎锦，而是巧妙地以其对阿依的现实“功用”挖掘一个民族隐秘的精神密藏，触探几代女性通过织锦完成了的生命表达。这种“隐形书写”，让小说的文化韵味深入到文本与故事的深处，内敛光华，质朴深切，如同黎锦本身呈现出的密实的丰富与深刻的简约，互文成蕴，使文本卓有质感。

　　也正是因为对黎锦的喜爱、对织锦的痴迷让阿依追探出了那些属于外婆的隐秘往事，进而扩延到这项传统手工艺真正别无二致的文化内涵与人文价值。把心中的难言情感密密织就、在想象中肆意抒情是织锦者的自我疗愈之法，而在对黎锦日日夜夜的摩挲爱恋之后，最终将其交付给更加合适的人，这种不弃之舍则是受锦者的疗愈之道。阿依正是在这个“探秘”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愈合。

　　作者正是以这样的巧妙情节与饱含深情却节制质朴的讲述向读者诠释着她所理解的传统文化传承之要。她写的是黎族的黎锦文化，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聚焦于多个“离散”的故事中，以锦织起自然之法、生死哲学，勾连起星辰日月乃至人心表里，把黎族的神秘与自然、朴实与灵动尽写于其中，那是远超单纯描写文化形式和细化流程与意义的高级呈现，是带有明确文学意蕴的写作。

　　二、审美的投射与移情的美学

　　《永远的阿贝》是邓西近年来个人风格的典型呈现，她有着自己已然趋于成熟的主体性风格，即以简省清晰的语言和深具艺术张力的“审美投射”来完成对故事的别样诠释。

　　《永远的阿贝》涉及了太多的情感，无论是亲情还是友谊，乃至于对民族、对文化的爱与忧思，对家园和祖国的深情与期许，全然被熔铸到黎锦这一带有明显民族印记的载体之上。可以说，在小说中，黎锦是主人公的移情之物，而这种移情又是建立在主人公与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还势必会涉及读者）的审美投射之上。

　　朱光潜曾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移情的作用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小说中，黎锦显然是移情的客体，又因为其创生于主体而使得情感承载力更为深切。作者将人物的移情过程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于笔下，则让移情有了第二重审美效果，即对人心的互动型打动。在阅读中，读者仿若跟随着主人公去准备织具、纺线沤色、想象织就……这个过程也是主人公移情的过程，又因有了读者的参与而丰富了文本的动人力度与现实指涉。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如同纺织者或言创造者，他们将自觉的情感投射于文本，又经由主人公的移情过程，投射在读者的意识空间与情感世界。这种写法需要的是极其宏阔的文学视野与写作天分，作者把自己对于生命哲学的认知，对于黎族传统（不仅限于黎锦，文中的耕种与畋猎，以及神话传说都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质）的体悟，尤其是对于文明接洽与文化传承的思考投射在故事里，经由载体折射给万千读者，以审美的力度掀起哲思的波澜。

　　审美与情感的投射都需要“将主体积淀的内在图式贯注到客体中去，又以客体的原初形态作为对图式的矫正和生成的契机，从而生成新的审美觉知”。在《永远的阿贝》中，外婆的嫁衣、外婆母亲留下的黎锦，尤其阿依亲自织就又被加工升华最终走上秀场的《永远的阿贝》，这些黎锦全然是主人公投射在物上的情感，再以物的形式反观于主人公，构成了一种无限叠加的情思镜像，回环往复，动人心扉。而当我们跳出故事再反观整部小说，会恍然发觉，这洋洋洒洒的文本恰是作者投射情感与思考的载体，是其对文化的传承，乃至物质与文明、历史与时代等多种对冲性问题的集中思索，是一种意在言外的情感输送与智慧提案。

　　《永远的阿贝》有着极高的密度，如同织锦，技艺只在其表，那些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也需要读者在对想象的挖掘、细节的思考中慢慢体会。但归根结底，这部小说关乎个体生命如何面对猝然临之的苦难，作者织就的仍旧是一曲挽歌，关于对生命的纪念、对永恒的追慕，只不过作者借助传统文化的内核，唱出了挽歌最本质的内容——爱，不能也不会被忘记。

　　（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