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学术图书编辑与作者良性互动的四个维度

　　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全民族的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都需要编辑与作者共同完成。在某种意义上，编辑是不署名的作者，作者是不署名的编辑。作者更注重内容呈现，编辑更注重形式呈现，任何一部经典学术著作，都是内在学术内涵与外在形式呈现的高度统一。而编辑与作者互动过程的顺畅与否，关系着能否打造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作品。笔者结合自身近年来通史类学术著作的出版实践，从四个维度谈谈学术图书编辑与作者良性互动的路径。

　　扎实的编辑基本功是编辑与作者良性互动的基础

　　扎实的编辑基本功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前提，是图书质量的重要保证。就社科类学术图书编辑而言，编辑基本功大体包括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深厚的人文社科文化素养、良好的沟通能力、对国家出版法律法规以及各种出版规范的掌握等。这些基本功是编辑在工作中必须不断修炼和提升的。同时，编辑通过对书稿反复打磨，不断增加书稿的编辑含量，追求极致的图书质量，这一过程最能磨炼编辑的心性。

　　在笔者责编中亚通史《中亚史》（全六卷，蓝琪主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和《中亚五国史研究》（全五卷，蓝琪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的过程中，编辑基本功的重要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中亚史研究本身资料繁杂，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译名不统一问题一直是个难点。特别是作为现当代史的《中亚五国史研究》涉及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类专有名词，它们或出现在各类新闻报道中，或散见于各种研究论文里，译法很不一致，作者写作时往往会忽略这些细枝末节的部分。对于此类通史性著作，一些分处不同章节的专有名词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一些看起来相近的人物、事件叙述之间可能存在重复、矛盾，相同历史背景的叙事在不同卷次之间可能存在出入，这些都需要编校人员，特别是责任编辑的耐心、恒心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细心地将问题一一排查，并将明显有出入之处与作者沟通确认；这类有理有据且能优化文稿的意见，最终成为建立编辑与作者之间信任的基础。

　　一定的学术素养是编辑与作者良性互动的核心

　　成为学者型编辑，是每位学术图书编辑追求的目标，它对编辑的学术素养有较高要求：既要有相对广博的知识，又要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有所深入，对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发展趋势等有清晰的认识，熟悉学科领域的专家大家，对出版内容有精准的把握，对书稿能够进行准确的价值判断，等等。学术图书编辑在与作者的互动中，只有具备一定的学术素养，才能找到相关选题的合适写作者，才能对书稿进行价值判断，才能与作者就图书内容进行平等对话。

　　笔者在策划出版中亚通史的过程中，考虑到《中亚史》从石器时代写到了苏联解体，那么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历史走向是一个缺环。把中亚五国作为整体来写的著作有之，但能把这五个国家分开来写就比较难；即使有分写中亚五个国家的著作，也较为简略，且更多关注其中的大国；丝绸之路在中亚五国境内的具体走向如何，具体穿过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穿过吉尔吉斯斯坦的是中道还是南道……诸如此类的著作并不多。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随着区域国别学的萌芽与定型，一部最新的中亚五国国别史著作便成为学界亟须。另一方面，作者作为从事中亚史研究几十年的专家，完全具备相关通史的写作能力，并且也有写作计划。正是基于这些学术与现实的考虑，笔者与作者商议在《中亚史》完成后，继续推动《中亚五国史研究》的立项与出版。因此，该选题于2020年正式立项，并于2024年正式出版。另外，在审稿过程中，笔者基于自身对中亚历史本身的掌握，发现一些章节标题不够准确，未充分显示出五个国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个性；个别章节章标题与节标题之间的逻辑不够紧密，且内文叙述有重复冗杂之处；极个别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学界的普遍观点略有出入等等。以上问题，经与作者耐心沟通，均得到认可。当然，也正是先前在《中亚史》出版过程中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作者才愿意将潜心写作多年的《中亚五国史研究》的书稿再次交到笔者手中。而其中，以上基于学术素养与作者所进行的互动，是取得作者信任的核心要素。

　　良好的服务意识是编辑与作者深入互动的保障

　　编辑要有为作者服务的意识。这种服务意识包括但不限于编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编辑要做的、能做的工作，绝不止于最终作品上所呈现的，他们更多时候扮演的是隐形人的角色。一般而言，对于扎实的学术著作，编辑们能做的只是小修小补小提建议，但有些著作则不同。比如通史类著作，进行通史写作的大多为老一辈学者，因为一般而言只有他们才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进行通史写作。这些老年写作者有大量的学术积累和思考，然而有时思维难免因上了年纪而不再敏捷，对一些繁琐的文献工作也迟于应付，在这个层面上，编辑可以帮助他们对内容查漏补缺，对文献一一核实，以确保书稿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中亚五国史研究》的作者已年逾古稀，因此编辑在出版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多精力帮助作者处理书稿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核对注释文献。该书所引文献涉及现当代政治、经贸往来、社会问题等，不少引自官方新闻报道，交稿时个别网址业已失效，还有一些文献引用不规范不准确。五卷中每卷都包含近千个注释文献，核对这些文献工作量很大，若诉诸作者来处理，不仅需要很长周期，而且会大大分散作者通读校样的精力。于是笔者便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网址、文献一一进行核查。作者对编辑所做的这些工作表达了感激和赞许，编辑从而进一步赢得了作者的信任与好感。总之，很多情况下，编辑要以大局为重，要不厌其烦地协助作者完成一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而不是去争论编辑与作者的工作范畴问题。

　　主动告知出版流程也是编辑服务意识的一种体现。比如书稿进展到了哪一步，何时给作者看校样，何时制作封面，何时能正式出版，后期将策划哪些营销活动，哪些环节需要作者介入，需要作者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何时完成等等。只有当编辑井井有条，思路清晰，指令明确，作者才能安心，出版进度也才能有条不紊地推进。

　　适度的人文关怀为编辑与作者良性互动锦上添花

　　除了必备的专业素养，有时编辑还需要给予作者必要的情感关怀。比如在作者面临写作困境或改稿遇到困难时，要适度地表达关心和支持，鼓励他们克服困难，这样可以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增强信任感。换言之，编辑要试着理解作者，共情作者，急作者之所急。

　　在《中亚五国史研究》出版过程中，作者因病多次入院，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为尽快完成出版，她仍坚持看稿。于笔者而言，对作者的日常关心、探望以及当面的交流，不仅可以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而且也真正做到了对作者的精神支持与鼓励。这种精神上的交流对作者而言往往很重要，正如一位八十高龄的作者曾在其著作出版后对笔者所说：“非常感谢你的时常关心。我知道你们编辑都很忙，无暇顾及很多事。你们一年可能会接触很多书稿、出版很多书，但对我们作者而言，我们一生可能就出版这么一本书。”当然，具体落到实处，编辑只有将更多责任和耐心倾注到书稿上，才能真正回馈作者。总之，对于书稿，特别是一些特殊书稿，需要的绝非仅仅是编校能力和专业知识，更需要人文关怀，即对书稿背后人和事的关心、爱护和体谅。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图书出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基于历史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复兴，它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之上。优秀图书的出版，特别是大量的、代表中国水平的、高质量经典学术著作的出版，具有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的战略意义。编辑与作者在图书出版过程中高度契合、密切合作，共同为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服务，是时代赋予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历史使命。而一部好的学术著作离不开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努力，双方若想要达到良性互动，对编辑而言，需要在四个维度上下功夫：扎实的编辑基本功、一定的学术素养、良好的服务意识，以及适度的人文关怀。做到如此种种，则为编辑和作者的共同目标——打造一本/套好书准备了充分必要条件。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