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成都：从造纸之都到印刷之都

　　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个出版人，参观成都博物馆，当然会被那里展出的造型精美的秦汉石犀等十大镇馆之宝所震撼，但更被那里展出的古代纸张样品、印刷工具、印刷品及其文字介绍所吸引，从这些展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为当时的造纸之都和印刷之都的古代成都的文化魅力。

　　展品中有用于刻板印刷的帚子和擦子，还有一些苎麻和麻黄纸样品，虽然苎麻和麻黄纸样品不是古代的文物，但从讲解员的介绍中得知，很早以前，成都人就用这样的苎麻制造了麻纸。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成都就已经开始造纸。到了唐代，成都的造纸业已经闻名天下，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当时成都所产的黄、白麻纸，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官方用纸。唐代文学家李肇在《翰林志》中记载，唐朝公文限用蜀产黄麻纸和白麻纸书写，并须按不同的用途分别使用，不得相混。《新唐书·艺文志》也有记述，当时政府每月要给掌管图书、秘书工作的集贤书院学士“蜀郡纸五千番”用于抄录书籍。所谓“番”就是“张”的意思，五千番就是五千张，仅集贤书院一个机构一个月就有如此之多的消耗量，还不算皇帝诏令和官府文书用纸，可见当时对成都麻纸需求量之大。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曾在《许公子郑姬歌》中赞颂当时成都造纸业的繁荣：“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世界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纸和印刷》第32章明确指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唐代成都的造纸业主要集中在浣花溪畔。司马光在《送冷金笺与兴宗》中描述说：“工人剪稚麻，捣之白石砧。就溪沤为纸，莹若裁璆琳（美玉）。”当时仅浣花溪一带就有数十上百家造纸作坊，足见成都造纸规模之大。

　　唐代成都的造纸业还留下许多美谈，最有名的当是薛涛笺。薛涛是唐代非常著名的女诗人，她侨居百花潭，和当时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都有唱酬交往。因为当时的纸张尺寸较大，在一张纸上写一首律诗或绝句，浪费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不和谐、不好看。薛涛便让造纸工匠改小尺寸，做成小笺，自己又发明了新奇的染色技法，能染出深红、粉红、明黄等十种颜色，这就是所谓的“十样变笺”，这不是普通的信笺，而是专门的诗笺。相传薛涛笺是由“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作而成，所以又名“浣花笺”，亦名“松花笺”“减样笺”“红笺”。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送崔珏往西川》中对薛涛笺大加赞赏：“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薛涛笺在我国制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均有仿制，以至到了宋代，在唐代纸笺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的胭脂版纸笺，依然被称作薛涛笺。

　　唐之后，成都的造纸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宋代，更成为全国的造纸基地，成都造纸尤以邛崃为盛。宋《九域志》载：“平落（今邛崃平乐）镇，濒河，水陆通道，市口繁富，纸市犹大。”千年前，白沫江两岸百姓大量种植桑、麻等植物用于造纸，后来逐步发展为竹、麻造纸。至宋代，平乐即成为全国有名的纸市。平乐的纸大多销往川外，一部分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运往西南各地，一部分则顺着门前的白沫江船载进入长江，一直销往江南。元、明两代又兴起用竹子造纸，清代竹纸取代了麻纸。明清时期的平乐造纸作坊多达五十余家，其纸市地位不逊宋时。

　　造纸业的发达，催生了成都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在成都这块文化高地上盛放出了一支美丽的并蒂双莲。“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这说法是有考古证据的，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宫廷藏书分为四部，“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最晚在唐末，成都就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印刷中心。

　　唐代成都印刷业的发达还有另一个最有力的佐证。1944年，成都望江楼出土的唐墓中，出土了一幅约一尺见方的茧纸刻印《陀罗尼经咒》残片。据专家推断，此印本应在设置成都府（757年）之后不久，比发现于敦煌、现存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的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还早。《陀罗尼经咒》原物现存国家博物馆，被公认为目前国内收藏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事实上，无论是《陀罗尼经咒》，还是《金刚经》，在书籍中多处都注明了“西川过家真印本”或“西川印本”，这无疑确定了其“蜀刻本”“成都造”的身份。

　　中唐时，成都已成为全国印刷业最繁荣的地区，蜀地私家刻印的历书在各地市场上出售，其销路不仅遍布全国，更是随着国际交流，走向了世界。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日本僧人宗睿留学中国，携带回日本的若干杂书中就有“西川印本”《唐韵》五卷和《玉篇》三十卷各一部。除了日本外，“成都造”的“蜀刻本”还传播到了朝鲜、东南亚以及西方各国，让“西川印本”名满天下。

　　两宋时期，我国的刻板印刷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北宋的首都开封、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相继成为刻板印刷的重镇，但四川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家刻、坊刻、官刻遍布全川，统称“蜀刻”。家刻，一般多指读书人和藏书家以个人或家庭的名义参与的刻板印书；坊刻，即书铺经营的刻板印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即坊刻。官刻，是官府或官员操办的刻板印书。

　　宋代四川刻板印刷业的中心，又非成都莫属，其中的“龙爪本”尤其享盛誉于世。用坚韧而富有弹性的槐树的园艺变种“龙爪槐”木料来雕刻书版，以此印刷出来的书籍，谓之“龙爪本”。宋代四川广都费氏刻本《资治通鉴》便是“龙爪本”的典型代表，版式疏朗，字大如钱，墨香纸润，是蜀刻里的精品。

　　“宋时蜀刻甲天下”，蜀刻纸书一度是相当拿得出手的馈赠品。宋代七大刻书家之一的陈起就曾将一套蜀刻《史记》送给大诗人后村居士刘克庄，并作《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诗云：“兹焉得蜀刻，持赠践久要。会晤知何时，霁色审来朝。”

　　到了明代，宋代蜀刻本就已经是一页千金，有“寸字寸金”之说。而如今，宋代蜀刻本更是天价难求。2020年12月2日的一场拍卖会上，宋代出版的王安石文集、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和《宋人佚简》三卷，以2.6335亿元人民币成交，成了目前最贵的古籍。

　　如今的宋代蜀刻本，大多收藏于国家级的博物馆之中，在千年之后，依然展现着古时成都“书香之城”的灿烂。据介绍，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古籍文物等展厅展出的来自四川的展品有多种，其中《抱朴子》（明抄本）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1册）存二卷（一百七十五至一百七十六），《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八十五卷等三部古籍，均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在唐代，成都与扬州都是全国城市繁荣、经济发达的典范，因此有“扬一益二”之说（成都是汉唐益州的治所）。因为有蜀纸和雕版印刷，成都似乎在文化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各博物馆中有关造纸、印刷方面的“成都元素”的藏品，其价值不仅体现本身的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这些珍贵文物传承千年，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拼图”，也是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