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硝烟的笔迹

1979年和1984年，李庄率人民日报代表团两次访问朝鲜，重返三十年前战场采访故地。图为1984年访朝时，李庄（左四）等同志受到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接见。

　　抗美援朝著名系列战地通讯“汉江南岸战斗纪实”（之一至之六），1950年3月23日至4月3日在《人民日报》刊发。六篇报道出自五位作者之手，其中既有新闻记者，也有报告文学作家，还有一位是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代表。

　　六篇纪实分别是人民日报记者李庄的《光辉的阻击战》，特约记者魏巍的《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记者超祺的《钢铁第三连》，记者李庄的《“我们打出去”》，记者林韦的《白云山十一昼夜》，高巢的《坚守文衡山》。

　　我的几点感悟

　　1950年6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2年武装斗争刚刚争得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推行侵略政策，在其后不久出兵朝鲜。1950年10月，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为保护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父亲和他的同事战友，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好不容易从多年战争盼来和平之际，义无反顾地从和平走向战争。从这些新闻工作、文化工作者身上，从他们留存在中国新闻史、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中，我感受到了很多很多，这里简谈几点：忠诚与眷恋，跃然纸上的家国情怀；无私与无畏，贯穿始终的拼搏精神；通才与捷才，倚马可待的新闻功力；新闻与文学，殊途同归的使命担当。

　　忠诚与眷恋，跃然纸上的家国情怀。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痛切了解战争是多么无情，战斗是多么残酷；也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更能深切体会和平的不易与宝贵。然而，虽已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深知战地艰险，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告别妻子儿女，告别北京的和平生活，奔赴朝鲜战地采访报道。

　　父亲的回忆如此真切：（195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突然对我说：朝鲜战争国际化，美国海空军在朝鲜占绝对优势，它还动用陆军侵入朝鲜，其24师到达大田即被歼灭，现正继续增兵。法国《人道报》准备派记者去采访，英国《工人日报》也准备派记者去，中央决定派你去，三家组成一个记者团，你牵头。少奇同志写了信给朝鲜劳动党中央，他们会帮助你们。你有什么意见？

　　我当然没有意见。到战地采访，求之不得，还能有意见？我表示：愿意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我虽然水平有限，至少能够做到一条：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样，绝对不给党和国家丢脸。长江说：“相信你会完成任务的，中央决定你去经过慎重考虑。我还想去呢！”

　　父亲的家国情怀，或说他的理想信念，本能地、充分地、不加雕饰地在危难关头流露出来——

　　对组织上，也就是“国”，敢于担当、不负重托，他说：我这次接受的任务有几个第一：第一次出国采访，对友邻国家的国情民情都不了解，对美军的一切更加无知，仅听说它的陆军平常，军舰不能上岸，但空军十分猖狂，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以及制海权，给朝鲜人民军造成极大困难；第一次跟外国同志共事，仅仅知道他们二位是共产党员；第一次远离直接领导，只能独立完成任务。我下定决心，绝对不辜负领导的信任，绝对不给国家、不给党丢脸。个人不足道，但人家看你是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记者，这个关系很大，要谦虚谨慎，勤奋工作。……

　　对妻儿老小，也就是“家”，他充满依恋又不辞远行：我的妻子在人民日报当编辑，她也是在反对日本侵略者不断“扫荡”中长大的，当然支持我承担这个任务。她提议照一张“全家福”，我明白她的意思。“全家福”其实只有四个，两个大人之外，就是两岁多的女儿、一岁多的儿子。在朝鲜的几次遭遇，险些使这张照片成为最后的纪念。

　　时隔数月，1950年12月，父亲担任领队率人民日报记者赴朝鲜进行战地报道。上次在朝鲜战地采访时险些牺牲的经历、对妻儿的不舍和对未出世孩子（也就是1951年夏出生的小女儿李东东）的期盼……都没有阻挡父亲赴朝的脚步，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敦促着他再赴战地。1950年12月2日的日记中，父亲毫不掩饰依依别情：下午一时，车离北京东站，培蓝（指我的母亲赵培蓝）及安岗、友唐等同志送行。离别本来是不好受的，但是，为了抗美援朝，说不得许多了。我怀着一种悲壮、惜别的复杂的心情，向我们的首都告别。我在汽笛声作、车已徐行的时候，看见培蓝眼睛上一层明晰的泪光。我在《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一文中，曾经写过朝鲜母亲及妻子的泪光，这种泪光，在北京又看到了。在我“凯旋”的时候，培蓝也会“破涕为笑”吧。

　　无私与无畏，贯穿始终的拼搏精神。战地记者在战地采访中经历的艰辛和危险，百年来多有见诸著名战地记者的回忆文章。当年在朝鲜战场，中国记者普遍受到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多方保护和照顾，但他们自感重任在肩，不避艰危，深入前线，深入部队，为人民军特别是志愿军的流血拼搏所感染，马上援笔，斐然成章。父亲在谈起当年我志愿军指战员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保家卫国的英勇壮举时，曾十分动情地说：“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可以说收获很大，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值不值得？值。志愿军战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青春的热血捍卫了新中国！”

　　而对自己的战地经历，父亲曾谦虚地说：“与战士们相比，我们这些战地记者受的那点苦实在算不上什么。”父亲的战地通讯和日记中记述志愿军战士的艰苦卓绝和流血牺牲，比比皆是；他晚年的多处回忆中，也记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艰辛和惊险：7月22日，我们正在“三八线”南不远的田间公路疾驶，离汉城只有几十公里处，突然遭到八架美国海军飞机攻击。两辆轿车、两辆吉普，袒露在一条毫无遮掩的狭窄田间公路上，两边稻田一望无际，禾苗长势甚旺。听到飞机俯冲的啸声，几个人从车里扑出，滚到稻田里，几枚小炸弹随之在附近爆炸。一架敌机不知是由于机械故障，还是驾驶员操纵失误，竟撞毁公路右侧一排电杆，栽在我们右前方两三百米的稻田里，起火焚毁。……经此惊险，取得经验，到汉城以后，主人把我们乘坐的轿车都换成小吉普，风挡全都放倒，遇空袭跳车方便多了。

　　我从父亲的文章中不仅看到了许多无畏的情节，还深深感受到他的无私与敬业，《难得清醒》第42章中这样写道——

　　……马尼安在汉城待了两天，即经平壤、北京回国。他在平壤见了金日成，写了访问记。我和魏宁顿对此事毫无所知。魏听说马独自访金大发脾气，说是资产阶级作风，对两个兄弟党报记者玩这种手法很不光彩，等等。我一笑置之，没有参与关于此事的议论。因为我的一贯思想是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在战地。

　　一般来说，新闻记者如有采访政要特别是国家级主要领导人的机会，都会十分珍视、绝不放过，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概不能外——因为这是出稿子、出大稿子、出独家大稿子的绝好机遇。可是父亲李庄当年却很淡定，不论内心深处还是行为实践，始终如一：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在战地。这使得他这个在当年的朝鲜就已大名鼎鼎的中国战地记者，直到时隔三十多年后的1984年访问朝鲜时，才见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

　　通才与捷才，倚马可待的新闻功力。新闻记者，就其职业而言，是以新闻采访写作为天职。每一位记者都渴望能在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精品，更多传之久远的力作，并将其作为毕生追求。而要写出精品力作，除了必须具备政治敏锐和新闻敏感，看来还得有一身倚马可待、及至“单兵作战”的真本领、硬功夫。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陆超祺同志在怀念李庄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他们在朝鲜并肩进行战地报道的感受——

　　跟李庄在战地当记者，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不怕苦不怕死，冒着美军的飞机大炮，深入战壕采访，是一种锻炼；还有一种锻炼，是在战火中写稿，出手快。那时从前线到国内没有固定的邮路，没有民用电报，记者的稿子全靠临时回后方的汽车带到丹东（当时叫安东）投邮。李庄有这样的本事：白天和干部战士打牌聊天——一种采访方式，听说晚上或次日有人回后方，马上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写稿，赶在回国汽车开动之前交稿。这是真正的“倚马可待”的硬功夫。1951年二三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在汉城》《“皇家重坦克营”的覆灭》等通讯，都是用半个白天或一个晚上赶写出的。李庄没有做过国际问题的专职记者或编辑，也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国际问题，但1954年中苏美英法政府首脑在日内瓦开会，讨论朝鲜和印支问题时，报社指派李庄为首席记者，就是因为他有“倚马可待”的硬功夫。

　　父亲在《复仇的火焰从心里烧起》一文中这样回忆他的一次采访报道：《复仇的火焰》是我第三次去朝鲜战场时，在安东（即今之丹东）伤兵医院里写的一篇通讯。两小时采访，三小时写稿，不说文不加点，确是一气呵成。事后看，再有一两小时，稍加涂饰，改得精致一些就好了，当时原不必那样火急付邮。……采写快，处理也快。范长江同志接到此稿，看看有些意思，立即放下他事，亲自编辑、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见报。

　　……写文章，我还少有这样的冲动。当时满腔怒火，不事雕琢，只想争分夺秒，把这个血淋淋的催人奋起的惨剧记下来，献给万千关怀朝鲜战争的读者。这种感情积蓄很久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武乡县峪口村，日本侵略军一次“扫荡”刚退，我赶到它制造的杀人场。78具老弱妇孺的尸体！用人血在庙前影壁上涂写的“杀人场”三个斗大日化汉字，猛烈敲击穿军装和穿便服的未死者的心：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父亲从年轻时起，高大沉稳，不苟言笑，勤于学习，笔力雄健，大约从太行或从华北根据地时，就算著名记者了。我那一辈子谨言慎行的老妈妈，发表于2013年的《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一文中，也写到了青年时期李庄的捷才：就在我和李庄通信前不久，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了。李庄是参加创刊的成员之一，他写了文章《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发表在创刊号上，邓小平看了非常高兴。当时，人民日报如果有稿子要送邓小平审阅，编辑部总是派李庄去，因为他手快，能很快又准确地领会刘、邓首长的修改意图并能迅速组织语言。小平同志很喜欢他，每次去了，都给他一包“大前门”香烟。李庄得到邓政委给的香烟，都高兴地拿回来和烟友一块儿享受。

　　新闻与文学，殊途同归的使命担当。当年，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都是各部队的精锐，定期轮换，以便都能见识见识美国军队，体会出国作战的艰苦。各个领域的文化人，首先是新闻记者，也包括作家、艺术家、戏剧工作者，都有计划地赶往朝鲜，进行报道和创作，生产了大批反映、记录、歌颂抗美援朝的作品。这里我想谈的感想是，从父亲的实践和体会中，我们看到的是新闻工作和文化工作既有共同的使命担当，又有不同的工作规律。

　　为此，父亲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以千百计，影响最大的当属作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是一篇报告文学，篇幅不长，《人民日报》一版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一时洛阳纸贵。在朝鲜，我和魏巍同时在38军采访，明显看出记者、作家工作方式不同。两人同时访问，工作都很紧张，记录、提问、思考……我是记者，“现贩现卖”，随时注意怎样把稿件传回北京。战地通讯万分困难，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山野间谈不上商业性邮电，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从汉江南带到鸭绿江北的我国边境城市安东，再从安东寄往北京。一般是中午听说有人回国办事，下午到附近山坡上寻一岩凹隐蔽处赶写通讯。当时还没有圆珠笔，都用钢笔写作。天寒笔冻，只能用口中热气化冰，随呵随写，进度很慢，心急如焚。写完回来已是黄昏，常常自嘲这些作品可算得“文不加点”。……作家工作方式不同。我看到魏巍也作记录，有时静坐沉思，大概是在酝酿、揣摩，但未见他动笔。《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若干时间以后发表，可见提炼、概括、精雕细刻，水平甚高之外，又下了极大功夫。

　　我认为记者、作家任务不同，当然也难截然分开。记者多数写“管一天”的东西，只要真正能管一天，就起了应有的作用。当然，像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题材重大，角度新颖，当时言人所不敢言，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可以称得上新闻记者的传世之作。朱启平的《落日》，记述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有感情，有联想，给人以爱国主义的思想营养，也称得上传世之作。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积累材料，最后成为作家的也不乏人。“管一天”，真正抓住、写出人们当时关心的事件，点出、暗示它的意义与前途，对读者有所帮助、启发，也可以算得上乘之作。新闻记者不必妄自菲薄。

　　可以看到，父亲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重大成就和影响；另一方面在谈及自己朝鲜战地采访期间的阙失和教训、兼及新闻工作中个人想到的一些问题时，又特别说明他毫无否定当时新闻报道巨大成绩之意：“那成百成千篇反映中朝人民军队英雄业绩和精神风貌的新闻作品，激励、教育几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当代人，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纪录。它的作用，其他式样的文字并不能代替。”

　　是的，在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中，我国许多新闻工作者奔赴朝鲜战场，屡历艰险，采写发表了众多新闻作品，一些部队记者为中朝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952年6月，著名作家丁玲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朝鲜通讯报告选》所作序言中，激情澎湃地写道：“在一年多的时间中，报刊杂志发表了上千篇的文章，歌颂了我们的英雄人物。这些文章向全国、全世界，作了最忠实的报道。我们从这些诗篇中，看见了我们最关心的人们是如何地生活着，战斗着。我们为他们的行动所感动，而流泪，而奋起。这些诗因为它们的内容符合了现实，符合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而被传诵着。这些诗人的名字即刻也被人民所熟悉了。刘白羽、魏巍、李庄……都是读者们所羡慕的人们。他们也在朝鲜，他们也穿着志愿军的军装，冒着炮火的危险，成天与英雄们在一起，他们是最懂得英雄的。他们鼓舞英雄们：‘同志们！前进吧。祖国的人民全望着你们哪！’他们又拿英雄们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看！多么可爱的人呵！我们能够不努力生产，不努力学习来报答他们吗？’这些作家、诗人，用最大的热情来做这些工作，写了这样多的文章，不只是教育了人民，而且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上开辟了道路，放射着光芒。我们能不感谢他们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夕提出要求：“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今天，回顾六十多年前那场和平与正义战胜霸权主义的战争，仍深深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军队感到光荣与自豪。而随军报道人民军队英勇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同样有着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们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英勇奋斗、不畏艰辛、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

　　我是不大讲择时撞日的，可冥冥之中有时又似乎遇到一些巧合。本书全部文章5月份即已结集，责任编辑不时在提醒和催促我的编后记。最终，编后记动笔于7月7日，改讫于7月30日——恰逢朱日和沙场阅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长河大浪中最夺目的波峰。这篇与战争和战地报道相关的文章，写于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纪念日之际，结于沙场阅兵之日，本身纯属巧合，没有别的意义；但在我心里留下了因巧合而强化的记忆：关于父辈的战地传奇，关于红色新闻继承，关于我的短暂军旅生涯和终生军人情结……

　　十年前，宁夏人民出版社在《李庄朝鲜战地日记》编后记结尾处写道：《李庄朝鲜战地日记》即将付梓，我们愿以一颗虔诚之心，将这份遥远的记忆奉献给读者，也奉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此刻，我也借这又一个十年的契机，郑重其事地收束一句：愿将《山河笔——李庄朝鲜战地报道》奉献给读者，也奉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无疑，这只是一掬小小的浪花；但滔天大浪，是由无数浪花汇成的。

　　本文撰写、完稿于2017年7月30日，为《山河笔——李庄朝鲜战地报道》一书编后记。本报刊发时略作文字修改

　　（作者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