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硝烟的笔迹

李庄1950年、1951年先后三次赴朝，报道朝鲜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图为他完成抗美援朝战地报道任务回国后的留影。

　　一本图书，一版再版不少见，但书名经历了从右向左排、而后从左向右排，其后书名又多出一个词“战地”的情况，比较鲜见。李庄的朝鲜战地通讯结集为《朝鲜目击记》和《朝鲜战地目击记》，先后七版，这是1950年、1951年、1952年版。

　　编者按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在朝鲜战场，除了“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外，还有一群在炮火硝烟中穿梭采访的战地记者。以“朝鲜战争中第一位中国战地记者”李庄为代表的记者群体，在“不怕苦不怕死”精神鼓舞下，深入朝鲜战场采访，忠实记录了志愿军官兵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不畏生死的壮举，谱写出新闻史上一系列名篇佳作，一篇篇一字字传回祖国亲人的手中心中，共同凝聚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的磅礴力量。

　　今天，在“八一”建军节之际，本报特刊发李庄同志之女李东东同志2017年7月30日为《山河笔——李庄朝鲜战地报道》一书所撰编后记，希望这篇父女间的文字对话能够与读者和新闻工作者一同回顾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艰苦与创造的辉煌；在进行“家与国”深邃思考的同时，更加深刻感悟到70年前新中国优秀记者在新闻采访中怎样坚持革命精神，秉持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和新闻职业操守——这正是新时代新闻工作者需要继承发扬、一以贯之的红色初心和忠实履行的职责使命。

　　2006年，我父亲李庄辞世后不久，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1950年底至1951年初于朝鲜战地采访时的日记——一叠泛黄的活页纸，记录了他抗美援朝采访报道的一次经历。次年春，宁夏人民出版社据此精心编辑的《李庄朝鲜战地日记》出版。时光飞逝，转眼整整十年了。

　　明年，2018年7月1日，父亲百岁诞辰纪念日。当年他“一声炮响上太行”参加革命时，填干部履历表，关于出生年月，他说党的生日就是自己的生日，填为7月1日；于是我们家总是一边纪念党的生日，一边给老父亲过生日。时逢难得的百年纪念，后人总想为前人做点什么，在编纂“红蓝文稿”时，谨将父亲当年的朝鲜战地报道成果完整归集，以《山河笔》名之，编辑出版。《山河笔——李庄朝鲜战地报道》内容包括四个部分：李庄朝鲜战地采访报道新闻作品；长篇通讯《战斗十日》；那叠宝贵的战地日记；还包括父亲写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初，关于他朝鲜战地报道的回忆文章。

　　此次编辑出版《山河笔——李庄朝鲜战地报道》，人民出版社为之作出版前言；作为女儿、也作为本书编辑之一，我是应该写点儿什么以作编辑后记的。可是看看十年前宁夏人民出版社哈若蕙同志为《李庄朝鲜战地日记》所作编后《遥远的记忆》——若蕙是以抒情散文和文学评论见长的——其充满深情，其博记旁引，其文采烨然，就实在感到十年前她已归结得非常好了，使我真的有点儿无从下笔。

　　当然，这次本书编辑出版涵盖的内容不同，包括了父亲当年公开发表的报道朝鲜战争各类体裁新闻作品和“本无示人的目的”的日记，以及父亲的回忆文章；而由于我特别认为若蕙当年为《李庄朝鲜战地日记》所作编后颇具概括力，所以在《山河笔》一书中一定要再次刊发，于是我的编后记，自我感觉就是在她的后记之后写后记，不能追步前尘，须得另辟一径了。

　　在全国政协履职十年，又是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多年受教育受影响，记录与存史的意识常常萦回心中脑中。时下，在纷繁、浮躁、高速追逐前进的社会潮流中，尚有一股讲传统、讲学风的清流，我深以为是好风气；还有，我的一大幸运是老母亲健在，94岁高龄的抗战老干部，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忆及当年事，除具体时间如精确到月份须核实外，事情大多记得清清楚楚……于是，我的编后便在写下一些感想的同时做点儿钩沉史实、拾遗补缺的事情，以使这篇编辑手记稍有存在的意义。

　　这次编纂整理父亲有关朝鲜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新闻工作成果，远不是把十多年前先后出版的《李庄文集》中的相关文章和《李庄朝鲜战地日记》归置一下那么简单，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的。这些问题，如果父亲在世，直接问问他就立即搞清了；可是如今，我却不得不在几十万字的不同文稿中查来找去，还不知是否盯对正确。譬如父亲的“三到朝鲜”，究竟是哪三次？父亲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及三次赴朝，母亲也明确地说父亲去了三次朝鲜，可她年事已高，对每一次特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具体情况说不准了。2007年编辑出版《李庄朝鲜战地日记》时，我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看不出来这叠日记记录的是他第几次赴朝，于是用了含糊、圆通的提法——“应该说，李庄此次赴朝采访并非首次”，以与中央决策抗美援朝之前父亲就第一次入朝采访相区分；而没弄明白的事情，当时也就放下了。

　　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1950年和1951年春，李庄朝鲜战地通讯写作发表时，我还没出生；1984年，“当代中国记者丛书”以《新纪元集》编辑出版李庄新闻作品时，我刚刚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不久，忙着拼搏人生又一途；2004年秋，我在宁夏工作期间编纂出版《李庄文集》，卧床北京医院的父亲幸得亲眼看到了自己一生文字成果的结集，而我自以为当时“认认真真地读了父亲的全部文章”，其实还沉浸在担任宣传部长那奔波忙碌的心态中。待到今天，我真正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回看父亲的著述，想去切磋探讨、深入研究时，老人早已长行多年。这种他在的时候你顾不过来、你顾得过来的时候他不在了的遗憾，世世代代发生在多少儿女的生活中啊！

　　2011年春，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柳斌杰同志和我主编了《中国红色记者》（上下册）。最初向新闻教育大家方汉奇先生征求入选传主的意见时，方先生在电话中一口气说出五六十个名字，亏得我是学新闻的，竟也或名或姓地一股脑都记了下来。方先生接着说，你们再查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比较遴选一下，应该就不会错了。又说，你爸爸是毋庸置疑的名记者，不管按中共的还是按红色的、还是按当代的，都是公认的名记者；不是因为他当了人民日报总编辑，是因为他有优秀作品，主要新闻成果是朝鲜战地报道。我跟了一句：那新中国成立时他写的开国通讯报道呢？方先生仍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李庄被新闻业界学界公认名记者，主要是因为他的朝鲜战地通讯。

　　“朝鲜战争中第一位中国战地记者李庄”“中国新闻工作者抗美援朝战地采访第一人”——这类提法常常见于业界对父亲李庄的介绍中。作为女儿，作为新闻后学，结合父亲一生为人低调的特点，我体会这里至少说到了两个方面：其一，他是在朝鲜内战期间、即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前那个阶段就被派赴前线并发回报道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因而是第一个入朝采访的中国战地记者；其二，他三次入朝采访及其报道成果，属于新闻工作者中在战地出入时间较长的、成果反响很大的。恕我孤陋寡闻也无从查找，相信一定有部队或地方新闻工作者、或有更多的战地采访时间和作品；相对于新闻作品必须及时报道的新闻性要求，亦有影响更大更深远的文学作品……这些，我将在后面谈到。

　　我愿不舍笔墨写下这篇从未写过这么长的图书编辑手记，就是为了把党的新闻工作者李庄因而“名”之的朝鲜战地报道整理清楚，同时也即是对本书编辑思路、脉络的简要介绍。如出版社认为作为编后过长，那就作为附录文章亦可。文章包括这么三部分内容：《山河笔》辑录文章的编选；李庄三入朝鲜战地的情况；我的几点感悟。

　　本书辑录文章的编选

　　《山河笔》辑录的内容由四部分组成：李庄朝鲜战地新闻通讯，长篇通讯《战斗十日》，李庄朝鲜战地日记，李庄关于朝鲜战地报道的回忆文章。

　　第一部分，李庄朝鲜战地新闻通讯。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李庄署名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二十多篇新闻通讯。前12篇为他第一次入朝、即作为国际记者团领队前往朝鲜内战战地采访的报道成果，反映的是朝鲜卫国战争和朝鲜人民军的情况；其中11篇直接写于朝鲜战地，第12篇《访问金日成将军的故乡》回国后成稿、发表。第13篇《东条的下场等待着杜鲁门》发表于1950年11月，从内容看，不是战地报道，属政论性新闻作品；从时间看，发表于他再赴朝鲜战地稍前。从《战斗在长津湖畔》以下的9篇，是抗美援朝期间的战地通讯，报道对象和内容主要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别突出的是“万岁军”38军。

　　值得一提的是，海燕书店于1950年11月、新文艺出版社于1951年11月辑录了李庄赴朝鲜卫国战争战地的采访报道成果，出版《朝鲜目击记》一书，据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作品结集成书的第一本。父亲在《我在朝鲜战争初期的采访经历》一文文尾这样写道：“第一次在朝鲜战地采访为以后到朝鲜战场采访作了铺垫。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到朝鲜的中国记者多了，我个人写的通讯也不少。也许第一次有‘独家’之利，读者显得更注意些。有此原由，我那些通讯辑成的《朝鲜目击记》一书，受到读者欢迎。”

　　第二部分：长篇通讯《战斗十日》。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末回忆文章《“空前伟大”“空前艰苦”的战争》中写道：我随志愿军38军采访时间比较长，写过一篇通讯《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反应不错。当时不便提番号，但在朝鲜谁都知道写的是38军。这是个老部队，解放战争中第四野战军的“拳头”之一，在朝鲜二次战役中战绩辉煌，志愿军总部通令嘉奖，最后一句就是“38军万岁”，这样高的评价从未有过。以38军对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的伟大贡献、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确实当之无愧。……我同38军112师的一个营共同生活了一星期，一起吃，一起睡，详细记录他们在战事最激烈的10天之中战斗、生活诸多情况。过鸭绿江时（指出兵抗美援朝时——编者注），这个营有700多人，这时（指记者在朝鲜战场见到这支部队时已牺牲几百人——编者注）几间草房就挤住下了。但指战员士气甚高，因为一直打胜仗。我把材料带回北京，真人实事，汇集成文。烈士们的主要事迹，都有生者目睹耳闻，我据以如实介绍；谈到某些细节，那些淳朴的幸存者声明：在战斗现场看不清、听不到，是根据对烈士的了解和个人的经验“想的”。因此，我写到的生者和逝者，都改变了姓名。但真人实事，并非文学创作的“原型”。承《新观察》同志们大力支持，这篇纪实文字先在这个刊物连载，后来印成一本小书《战斗十日》，寄托我对几百烈士的尊敬和怀念。

　　“后来印成的一本小书”，即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战斗十日》，其扉页后、正文前的“内容提要”如下——

　　本书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营对敌作战的故事。时间在一九五一年春节前后，地点在朝鲜的汉江南岸。

　　这时候，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已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汉江以南。一九五一年一月，美国侵略军纠集了在朝鲜的全部人马，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阵地展开全线进攻。中线志愿军某部奉命扼守汉江南岸阵地，尽量杀伤和阻遏敌人，掩护东线友军从容集结，歼灭窜入横城地区之敌。书中记述的这个营，正是这部分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英勇抗击在人力、装备上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圆满地完成了上级给予的任务。

　　本书所记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书中的人名，因每个人的事迹有所取舍增减，都换过了。就全书言，与其说这是一篇小说，似不如说这是一篇报告，因为它在极广泛的范围内，都是写的真人真事。

　　父亲在不同题目的回忆文章中还写到，出于这种朝鲜战地亲身相处、采访报道的情谊，38军的同志多年来一直很惦念他，特别是在地方干部处境最艰难的“文革”期间；这番革命深情，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从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前38集团军政委黄嘉祥中将口中，我再一次直接听到了当年部队同志们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李庄的尊重和情谊。

　　第三部分：李庄朝鲜战地日记。从1950年12月2日至1951年3月3日，99天，72篇，3.3万字。能确定的是，这是父亲抗美援朝期间的战地日记，但是究竟是第二次入朝、还是第二次与第三次入朝的经历，仍难确定。下一节我将谈到。

　　第四部分：李庄关于朝鲜战地采访的回忆文章。这次编辑整理本书，我找到了父亲对他20世纪50年代赴朝鲜战地采访报道的全部回忆文章，这些文章见于不同的书、报、刊，写作与发表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刊于本书的六篇文章分别是：《随人民军在南朝鲜》《“空前伟大”“空前艰苦”的战争》《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复仇的火焰从心里烧起》（以上四篇原载于《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一书，1990年），《我在朝鲜战争初期的采访经历》（原载于《今日名流》杂志，1997年），《一个中国记者经历的朝鲜战争》（原载于《北京青年报》，2000年）。

　　而1999年出版的《难得清醒》一书，是父亲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全面总结，是他的最后一本著述。其中的第41章和42章，看来也是对他朝鲜战地采访报道生涯的最完整总结；与在其之前和之后发表的前述几篇命题文章，因主旨平行而情节上不免重合，我和人民出版社编辑商定，将之辑入“红蓝文稿”的另一本书《岁月痕》。而《山河笔》所辑这几篇回忆文章，因应不同的写作或受访契机，回顾的是同一件事情“朝鲜战地报道”，亦难避免情节上的重复。但仔细阅读之下，每篇文章都有不同的、难得的“新闻”和细节，故同时刊于此，籍与几十年前的现场情形、现场感受、新闻报道相参照。

　　李庄三入朝鲜战地的情况

　　李庄三赴朝鲜战地采访，是他的亲身经历，一方面有他自己的回忆文章，同时有他健在的妻子的记忆。可是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战地采访的情况，包括起止时间和作品，则一直没有归拢清楚——就我自己而言，2004年编辑《李庄文集》的时候，爸爸在世，却没有想到这个事情，问一问他；而2007年编辑《李庄朝鲜战地日记》、发现了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想问问时，爸爸已经不在了。又十年，这次编辑工作，还是在这里解不开——94岁高龄的妈妈就是记得爸爸去了三次朝鲜，可是已说不清楚后两次的时间和情节；而我，本着不能亲历、亲见、亲闻，就是从故纸堆里也要想法查找明白、不留遗憾的“轴劲”，把有关材料翻了个遍，来回比对，有了很多进展，不知算不算准确表述了真相。

　　出版于1990年的《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一书中，父亲回忆文章《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一文里这样写道——

　　从1950年7月到1951年4月，《人民日报》派我三到朝鲜，先随朝鲜人民军采访，后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文字写了不少，有些当时还得到好评。究竟完成任务没有呢？当时自我感觉是好的，领导也说很不错。特别是第一次，我国仅派出一人，又在南朝鲜新解放区和战区走了一大圈，占有“热点”、“独家”的优势。但是用现在的眼光看看，也许只能得六七十分。

　　首先，父亲李庄第一次入朝是明白无误的，是在中央决策抗美援朝前、与英法两国记者组成国际采访团，深入朝鲜南部采访报道那次，其成果是12篇新闻通讯。近日，我从人民日报社图书馆宝贵的报纸合订本中一一找到了这些文章、拍摄了当年直排版的老报面；其后，又终于从旧书摊买到了1950年海燕书店和1951年新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朝鲜目击记》，该书结尾部分，是李庄写于1950年11月1日的后记——

　　这十几篇通讯，除《访问金日成将军的故乡》是于北京补记者外，其余都是在朝鲜写的。记者于七月中旬赴朝鲜，于九月上旬返回，前后在朝鲜停留约五十天。在这期间，朝鲜人民军解放了大田，迅速进至洛东江一带。其后，朝鲜战局就出现了一种胶着的局面。这种胶着局面，一直继续到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暂时实行有计划的战略撤退的时候。

　　这短短的五十天，对记者是个非常深刻的教育。朝鲜人民的英勇，美国侵略者的残暴，记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在这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火已经逼及全朝鲜，朝鲜人民正和万恶的敌人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候，出版这本小册子，目的就是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朝鲜战争的现实的材料。如果读者能从这里看到朝鲜人民为什么必然获得最后的胜利，美国侵略者为什么必然招致最后的失败，那就是记者最大的愿望了。

　　而在《难得清醒》一书的第42章结尾，父亲写道——

　　我在朝鲜工作告一段落，范长江同志正好来电要我回报社汇报。敌机更加猖獗，平壤到新义州火车已不通行。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奉命回国述职，我搭他的汽车同行。回到安东（后改为丹东)，气氛已很紧张，全市一派临战状态。敌机经常侵犯我国领空，空袭警报使人心烦。

　　对朝鲜战局，毛泽东同志看得极准。一个月以后，应朝鲜政府邀请，中国人民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十万大军出动，如果事先不作大量准备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同样在《难得清醒》第42章里，父亲回忆到：

　　——我第二次去朝鲜，随志愿军38军采访时间最长。这是一个老部队，原为第四野战军第一纵队，是“四野”的“拳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后来到38军采访的还有《人民日报》的陆超祺，我两人合写了不少通讯。

　　——我第三次去朝鲜，同陆超祺同志合写过一篇通讯《在汉城》，是介绍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保卫汉城战斗的。

　　这就是让我纠结了许久弄不清楚的所在了。十多年前编书时，不论从父亲的抗美援朝战地通讯看，还是从他的战地日记看，1950年12月到1951年3月的战地采访，我一直认为是他的一次战地之行；那么父亲三赴朝鲜的另一次呢——在此之前的1950年11月？还是1951年4月之后又有一次赴朝？我查阅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全部署名李庄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报道，不论是“本报朝鲜战地特派记者李庄”，还是“本报特派朝鲜战地记者李庄”，还是“本报特派记者李庄”或“本报记者李庄”，都没有看到显示他在1950年11月或1951年4月之后去过朝鲜——当然，除非去了战场而没发稿子，这也是不能排除的。

　　于是，我就集中地、认真地阅读他的抗美援朝战地通讯和战地日记，终于有所发现。父亲的日记是从1950年12月2日“下午一时，车离北京东站”、母亲等人送行记起的，接着是3日、4日、5日、6日、7日、8日、19日、30日、31日（1950年部分）……我注意到了3日、19日、30日的记录。

　　12月3日：上午九时余到沈阳，住一小小旅馆，真正是个小旅馆，肮脏、嘈杂、狭窄、昏暗。……下午看到甘主任的韩秘书，他是一个热情、负责的人。……夜里会到甘主任，诚恳、热情、爽朗，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说：主要的困难是交通困难。我们的汽车，被美机打坏甚多，运输颇为不便。他认为我们应该先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然后看情况，再到前边去。回来，和所有人员开会，大家都同意此做法。田（指人民日报田流——编者注）意比较偏重在江北，林（指人民日报林韦——编者注）意马上到前边。再三研究，还是先在两岸搞。因为，早些把一批有把握的东西搞回家去，是最重要的。

　　其后一篇，是隔了多日的19日的记录，寥寥几笔，但信息很清楚：“清晨四时从临江出发回北京。24日返抵沈阳。”

　　接着是十多天后、30日的日记——

　　“晨六时从沈阳出发。也算是一列专车，都是到前方去的。……黄昏时车过鸭绿江。大桥被炸毁数处，现在都已修好。只是原来的双轨改成单轨了。江面浩瀚，水平无波。上次我从朝鲜回国，新义州一片漆黑，安东是灯火辉煌。……过江后，坐在铁闷子车中，……有时我站在车门边，观赏朝鲜的夜景。上弦月挂在浮云之间，漫山遍野盖满白云，铁路两旁的弹坑星罗棋布，火车经常徐行，被炸坏的路基将才修好，还不巩固。看过多少被炸坏的村庄，废墟已被大雪盖住，简直难于辨认了。……”

　　如此，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个情况：父亲的第二次赴朝，是1950年12月2日离开北京至12月19日从吉林临江返京，也就是日记里中央机关报的同志们商议“先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早些把一批有把握的东西搞回家去”的这一次。这次抗美援朝采访报道，父亲过江了没有？我原以为他是在鸭绿江我方一侧采访并返京汇报、送材料，后经多番比对各种材料好不容易又有发现，他在《难得清醒》第42章中写道：“我曾三次过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第二次在1950年11月底，这个美丽的江城已是一片瓦砾。”从“三次过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来推断父亲的三次入朝时间，一次是1950年7月至9月，一次是1950年12月24日至1951年3月，那么中间一次就是这次——1950年12月2日至12月19日。唯一还有点儿对不上的，就是父亲回忆文章或许在时间记忆上有误，将他的第二次赴朝的1950年12月记成了11月；也或许，真有一次在1950年11月，既不见于他的日记、也没有发表作品的朝鲜之行？终于，我在父亲的《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一文中看到：“我曾两次访问新义州：第一次在1950年7月中旬，当时该城已遭几次轰炸，破坏还不严重，气氛紧张，但秩序井然。第二次在1950年12月，这个整洁美丽的江城已被彻底夷平。”——看来《难得清醒》第42章中的“11月”应属笔误。

　　至此，算是基本弄清了爸爸三赴朝鲜的情况。而我的老妈妈则大声对我说：“可以了，不要查了，几十年前的事，具体日子我记不清了，你爸爸也不见得就记得那么准，他的回忆也不能保证不出错。他去了朝鲜战地，作了新闻报道，完成了任务，留下了作品，这就行了！”

　未完待续　　

　　（作者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