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河旁的花街到北京，再回到流淌着童年记忆的花街，“北上”从来都不只是地理坐标的迁徙，更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

　　电视剧《北上》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以大运河为叙事轴心，串联起6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起伏，首播收视率峰值达3.96%，创下央视近年黄金档最佳纪录，不仅以独特的叙事赢得观众青睐，更以深刻的文化表达引发广泛共鸣。

　　从个体命运到集体记忆

　　《北上》将原著百年历史浓缩为三代人故事，以2000年后的十几年间为时代背景，讲述了运河边的6个少年在花街小院里共同成长、相伴相知、北上打拼的故事，巧妙串联起“个体成长”与“地方文化”双重主题，在角色成长轨迹与时代变迁的交织中，映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的悲欢离合。

　　《北上》的故事里没有配角，每个人都是时代洪流中的鲜活主角。剧作采用群像叙事，以“90后”的成长轨迹为主线，通过“老中青”三代演员的同堂演绎，生动呈现了运河人家的精神传承。6个家庭的角色各具特色，夏凤华从“假小子”到北漂创业者的蜕变，是20世纪90年代小镇青年的奋斗缩影，也是运河文化在新时代赋予女性的全新活力与时代意义；男主谢望和则带有时代变革下特有的理想主义气息，其坚韧执着与重情重义被演绎得入木三分。此外，邵星池的豁达乐观、周海阔的稳重可靠、马思艺的温柔细腻、陈睿的默默守护，以及穿插其中的代际矛盾、家庭关系、北上创业等热门议题，都为剧集增添了丰富的层次与色彩，观众深切体会到运河边人们的喜怒哀乐，同时引发年轻一代对梦想与现实的思考。

　　《北上》在镜头语言上同样精益求精。胶片质感的怀旧色调加之恰到好处的配乐，老式电视机、搪瓷缸等复古道具，河边偷瓜的童真、校园里的周杰伦歌声、河岸叫卖声与长鸣汽笛声交织……运河畔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百态被鲜活地展现，带领观众走进那个充满市井烟火气息又不乏诗意的年代。

　　在波涛中寻找精神故乡

　　《北上》的独到之处，在于它以大运河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地域符号为叙事核心，通过运河的兴衰变迁，串联起6户人家的命运沉浮。在这里，运河作为文化纽带，超越了地理坐标的历史意义，更是文化传承的脉络与情感连接。剧中通过淮扬菜、评话、竹雕、昆曲等非遗元素的细腻呈现，同样赋予了运河文化符号鲜活的生命力。

　　因运河而生，他们掌握了生存之道；因运河而长，他们学会了坚守初心。剧中聚焦运河从繁荣昌盛到渐趋落寞，再到重新焕发生机的三个关键阶段，花街的运河人家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处暗含“运河哺育众生”的文化内核。

　　运河繁荣时，他们顺流而生千帆竞渡，凭借着运河得天独厚的优势，生活蒸蒸日上；当运河陷入落寞，他们没有丝毫退缩，而是勇敢转型，无惧风浪，顽强地在困境中寻找生机；当运河迎来焕新时刻，他们积极响应号召，果断开启新程，以饱满的热情和对运河深沉的爱意投入到新的发展浪潮中。

　　“运河”作为一个具象化的符号，同时也是连接故乡与远方、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桥梁。《北上》通过运河的兴衰变迁，将“北上—归乡”的叙事线索升华为文化寻根的隐喻。在剧中，谢望和选择在运河古闸修复工程中重拾祖传营造技艺，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传统的回归，更是对文化寻根的深刻诠释。正如原著作者徐则臣所言：“我们和河流的关系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它不仅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也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传统从未因时代发展而消失，而是从来自花街的北漂青年血脉中获得“新生”。

　　赋予传统文化蓬勃生机

　　“运河不仅是一条运输的通道，更是沿岸百姓生活的依托，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与运河的命运是同频共振的，希望观众在看剧的时候感受到运河的精神力量。”在该剧总导演姚晓峰看来，这种精神力量正是《北上》通过叙事所传递的核心——运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区域集体记忆与精神文明的载体。

　　《北上》的成功，在于它实现了文学经典与影视改编的双向赋能，不仅将运河文化从文字符号转化为视听语言，更通过角色重塑与叙事重构，以一群“90后”年轻人的视角切入，巧妙地避开了宏大叙事的窠臼，在青春叙事中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力。在影视化的呈现过程中，《北上》既保留了原著的历史厚重感，又增强了戏剧的张力与冲突，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同频共振，运河所代表的坚韧不拔、开拓进取、传承创新精神，通过影视作品的诠释焕发生机。这种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走进年轻观众的内心。

　　作为一部成功的作品，《北上》不仅是同类型题材的进阶与创新突破，更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它启示我们，IP文本改编的价值，不在于复制经典，而在于以多元艺术形态激活文本的当代价值。当观众跟随角色完成这场文化寻根还乡之旅，感受到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运河，更是唤醒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唯有将文化深植于当下普通百姓生活，才能赋予其持久的生命力，这正是《北上》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成员）